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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後來，這件事被傳成什麽樣了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鄧力群利用會議休息上廁所的時間，搞了一次陰謀。鄧力群當麵對於光遠說好話，背後搞鬼。而實際情況是上麵所講的。
胡喬木的院長、我的副院長一直當到1982年5月。馬洪從那時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長。後來，趙紫陽要馬洪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趙紫陽也確實需要馬洪的幫助。對此，社科院一些專家、學者反映，我們的院長到國務院隻當個副秘書長，這不等於把社科院降格了麽，大家不太高興。拖了一段時間，因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事務性工作太多，馬洪到社科院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不但學者不贊成，連院部的人也不滿意。盡管是秘書長當家，但畢竟有些事還是要由秘書長向院長請示報告，由院長做出決定。社科院同誌反映，社科院的人總是見不到馬洪，很耽誤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馬洪自己做了決定，就去實施，使得一部分同誌不太高興。
注釋：
1朱佳木、朱元石當時分別是胡喬木、鄧力群的秘書。
2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頁。
3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頁。
4鄧力群：《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頁。
5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頁。
6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頁。
7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頁至第340頁。
9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頁。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一係列人事更動。三中全會後，中央還改組了文件起草班子，黨中央的文件起草從此以後轉到胡喬木手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姚依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我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從1979年開始，我雖然還兼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經轉到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工作上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辦公廳和中辦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來越少，協助中央及有關部門做的工作的分量越來越重。1977年6月開始擔任的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的工作逐漸結束了。
中辦研究室成立後，把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等同誌(除李智盛外)先後調了過來，又把原來辦公廳秘書局搞材料的人轉過來，開始時一共有十來個人。
在中央辦公廳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1 參與籌備
1979年元旦後，我辦了兩件事。一件是處理了幾個緊急的重要文電，另一件事，就是參與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籌備工作。
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1978年9月下旬第一個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採取一邊工作一邊開會的形式，會期持續了兩個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會匯報後，引起中央常委的極大興趣。當時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葉帥在常委會上提議，何不把搞理論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來，也仿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開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中央常委同誌都贊成這樣辦。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決定。
胡耀邦、胡喬木，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也包括我，都贊成葉帥的這個意見。於是，從1979年元旦後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如擬定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確定會議方針，準備會議開幕時胡耀邦的一篇講話，胡喬木也要講話，等等。
會議開始後，我隻是參加了第一天的會，是作為會議的“特邀出席者”、多年從事和關心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同誌之一出席的。此後，就沒有再到會上去，因為那時我在社科院和中央辦公廳及中辦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沒參加會，但對這個會議還是關心的，每天看會議簡報，了解會議情況。
2 澄清一個歷史事實
在看簡報的過程中，同我有關的有一件事，在這裏說一說。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簡報，內容是批康生在《紅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同路人"的。由於我知道文章的來龍去脈，於是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2月13日寫的，2月14日，會議秘書組把我的信發了簡報。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胡喬木的院長、我的副院長一直當到1982年5月。馬洪從那時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長。後來，趙紫陽要馬洪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趙紫陽也確實需要馬洪的幫助。對此，社科院一些專家、學者反映，我們的院長到國務院隻當個副秘書長，這不等於把社科院降格了麽，大家不太高興。拖了一段時間，因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事務性工作太多，馬洪到社科院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不但學者不贊成，連院部的人也不滿意。盡管是秘書長當家，但畢竟有些事還是要由秘書長向院長請示報告，由院長做出決定。社科院同誌反映，社科院的人總是見不到馬洪，很耽誤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馬洪自己做了決定，就去實施，使得一部分同誌不太高興。
注釋：
1朱佳木、朱元石當時分別是胡喬木、鄧力群的秘書。
2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頁。
3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頁。
4鄧力群：《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頁。
5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頁。
6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頁。
7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頁至第340頁。
9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頁。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一係列人事更動。三中全會後，中央還改組了文件起草班子，黨中央的文件起草從此以後轉到胡喬木手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姚依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我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從1979年開始，我雖然還兼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經轉到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工作上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辦公廳和中辦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來越少，協助中央及有關部門做的工作的分量越來越重。1977年6月開始擔任的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的工作逐漸結束了。
中辦研究室成立後，把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等同誌(除李智盛外)先後調了過來，又把原來辦公廳秘書局搞材料的人轉過來，開始時一共有十來個人。
在中央辦公廳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1 參與籌備
1979年元旦後，我辦了兩件事。一件是處理了幾個緊急的重要文電，另一件事，就是參與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籌備工作。
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1978年9月下旬第一個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採取一邊工作一邊開會的形式，會期持續了兩個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會匯報後，引起中央常委的極大興趣。當時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葉帥在常委會上提議，何不把搞理論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來，也仿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開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中央常委同誌都贊成這樣辦。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決定。
胡耀邦、胡喬木，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也包括我，都贊成葉帥的這個意見。於是，從1979年元旦後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如擬定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確定會議方針，準備會議開幕時胡耀邦的一篇講話，胡喬木也要講話，等等。
會議開始後，我隻是參加了第一天的會，是作為會議的“特邀出席者”、多年從事和關心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同誌之一出席的。此後，就沒有再到會上去，因為那時我在社科院和中央辦公廳及中辦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沒參加會，但對這個會議還是關心的，每天看會議簡報，了解會議情況。
2 澄清一個歷史事實
在看簡報的過程中，同我有關的有一件事，在這裏說一說。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簡報，內容是批康生在《紅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同路人"的。由於我知道文章的來龍去脈，於是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2月13日寫的，2月14日，會議秘書組把我的信發了簡報。我的信是這樣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