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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還有一個問題是周揚與文化部的關係。當時文化部長是黃鎮。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劃腳，弄得黃鎮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後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了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後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幫"有什麽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兩個凡是"，與"四人幫"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紅旗"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誌就對我說，這輛"紅旗"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盡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紅旗"車給老同誌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紅旗"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鑑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誌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誌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後，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後，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後，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鑑，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究竟在什麽範圍內起作用？三、經濟計劃同價值規律究竟是什麽關係？實際上總題目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過幾次後，有林和衛建林幫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發表了，後來還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在北平讀書，對社會沒有多少了解。當時北平也有資本主義，但沒有接觸。上海沒有去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那裏沒有資本主義。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後，日本人搞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被沒收了，而我們黨的工作又在農村。所以，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它的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廠長(經理)、工人與企業的關係，和我們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麽不同和共同之處？沒有切身體驗。這是第一次實地考察和接觸。
訪日一個月，確實看到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其中，日本總結了英國工黨政府失敗的教訓，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吸引日本全國人民。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這個計劃的實現，對於日本以後經濟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經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各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通過實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生產的計劃性，比馬克思時代前進了很多，確實有很多新變化。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後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了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後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幫"有什麽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兩個凡是"，與"四人幫"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紅旗"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誌就對我說，這輛"紅旗"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盡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紅旗"車給老同誌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紅旗"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鑑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誌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誌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後，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後，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後，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鑑，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究竟在什麽範圍內起作用？三、經濟計劃同價值規律究竟是什麽關係？實際上總題目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過幾次後，有林和衛建林幫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發表了，後來還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在北平讀書，對社會沒有多少了解。當時北平也有資本主義，但沒有接觸。上海沒有去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那裏沒有資本主義。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後，日本人搞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被沒收了，而我們黨的工作又在農村。所以，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它的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廠長(經理)、工人與企業的關係，和我們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麽不同和共同之處？沒有切身體驗。這是第一次實地考察和接觸。
訪日一個月，確實看到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其中，日本總結了英國工黨政府失敗的教訓，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吸引日本全國人民。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這個計劃的實現，對於日本以後經濟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經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各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通過實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生產的計劃性，比馬克思時代前進了很多，確實有很多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