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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還有一件事，喬木那時醫療待遇還未恢復，他有一個親戚是醫生，我把她吸收到醫務所，目的是照顧喬木，熟悉，方便。人家就傳出來，說這個人是我的小姨子，鄧力群搞私人關係，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進來了。我也把這事講清楚了。這是我對喬木的關照。
這裏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於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於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於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麽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局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誌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盡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係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置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隻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隻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隻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隻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誌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誌。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後，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後，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
我們到社科院後，很快就開始著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製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裏，還有這麽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盡管隻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幹、能夠幹的事多著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盡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級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裏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這裏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於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於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於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麽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局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誌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盡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係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置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隻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隻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隻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隻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誌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誌。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後，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後，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
我們到社科院後，很快就開始著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製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裏，還有這麽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盡管隻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幹、能夠幹的事多著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盡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級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裏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