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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列寧評論過孫中山的這種主張。他指出：“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他又指出，孫中山的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體係帶有民粹主義的特色，因為它“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是小資產階級空想，列寧稱這種空想是“反動的”，即違反歷史的發展潮流的。但同時列寧又指出了孫中山的這種帶有小資產階級反動空想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因為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反對壓迫群眾和剝削群眾的封建製度的綱領，是要打碎封建主義的枷鎖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的綱領。由資產階級實行土地國有，並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恰恰是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開闢道路。列寧是在1912年讀到譯載在外國報刊上的孫中山一篇文章時寫下這些評論的50000005_0698_01。這些評論也適用於同盟會初期孫中山及其同誌們發表的包含著類似內容的文章。
孫中山及其同誌們不能明確地認識以封建剝削製度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的實質，但他們提出了實際上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綱領。他們看到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的事實，於是他們把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綱領加上社會主義幻想的外衣，自命為能夠造福於全體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因而認為可以理直氣壯地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情形是中國資產階級還處於初興的階段的表現。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又是極其軟弱的階級。
雖然資產階級最激進的民主革命派感到，要實現徹底的反封建的綱領，必須把農民大眾這個最強大的反封建力量動員起來，但他們對於早已存在於中國廣大農民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這種要求曾在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中得到鮮明的反映）視而不見，卻從外國搬來亨利?喬治這類資產階級學者的以推行什麽單一稅來實行土地國有的說法。他們雖然提出了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的綱領，但他們沒有能力實現這個綱領。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統治，也正是打擊站在它背後的外國帝國主義。同盟會的成員們都對中國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實感到憤慨，熱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國獲得獨立。有些同盟會員明確指出，清朝政府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稱清朝為“洋人的朝廷”的陳天華是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報》上撰文的汪東認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其末由”1。這是說，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是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唯一辦法。他又說，“外人所以樂存此舊政府，以其為桃梗土偶，便於竊盜”2。這是說，清朝政府已成了外國帝國主義所利用的傀儡。這種看法當然是正確的。
但是同盟會並沒有明確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民報》所宣布的“本雜誌的主義”六條中，有三條是對國外而言的，這三條是：一、“維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二、“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三、“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這三條的含意至少是含糊不清的。《民報》上發表的解釋這六條“主義”的文章（它 的作者是胡漢民）力求使“各國”相信，用不著擔心因為清朝政府的顛覆而喪失掉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益，文章說：“於國際法，舊政府雖傾復，而其外交所訂之條約，則當承認於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當繼續其債務及一切之義務。……吾人革命軍起，必恪守國際法而行，其遂逐滿政府，則新立政府必承認其條約，即分割數省，而宣告獨立，於各國之債權，亦斷許其無損失也。”3在同盟會成立時預擬的《國民軍》的《對外宣言》中雖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這樣的條款，但同時又有如下的條款：“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償還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1。既然資產階級革命派如此明確地向帝國主義者表示可以承認他們加與中國的一切枷鎖以換取他們的“贊成”，當然不能指望資產階級革命派會在反帝方麵有一個堅決的徹底的綱領。
革命靠什麽力量？——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在同盟會的成員中至少有兩種說法。孫中山說：“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2《民報》的一個署名“撲滿”的作者說：“中國之革命軍則與歐洲殊（指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3這是一種說法。《民報》上還有另一種說法。汪東說：“革命之主動，皆中等社會而無亂民也”。汪東把封建社會中的農民起義看成是“亂民”。他以為法國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造成了過多的混亂，而中國的革命將能夠完全“有秩序地進行”。他說：“中國異是（即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引者），半出於詩書大族，痛心淪亡，思驅東胡雜種，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劉琨之誌，請纓擊敵，或當終軍之年，精誠交孚，合謀大舉，或有悖德之行，則與眾棄之。法之亂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則秩序可保”4。由此可見，汪東雖然也主張要發動革命軍，但他認為，革命的“主動”一定要由“中等社會”掌握，而他所企望的“中等社會”，主要是反滿的“詩書大族”，這種觀點明顯地表現著對於下層群眾的革命行動的恐懼，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右翼的觀點。上述前一種說法中所謂“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雖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這是屬於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觀點。抱這種觀點的人企圖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來掌握革命領導權，但他們至少在主觀上要求發動下層人民群眾的力量，而自居於全體“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
孫中山及其同誌們不能明確地認識以封建剝削製度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的實質，但他們提出了實際上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綱領。他們看到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的事實，於是他們把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綱領加上社會主義幻想的外衣，自命為能夠造福於全體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因而認為可以理直氣壯地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情形是中國資產階級還處於初興的階段的表現。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又是極其軟弱的階級。
雖然資產階級最激進的民主革命派感到，要實現徹底的反封建的綱領，必須把農民大眾這個最強大的反封建力量動員起來，但他們對於早已存在於中國廣大農民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這種要求曾在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中得到鮮明的反映）視而不見，卻從外國搬來亨利?喬治這類資產階級學者的以推行什麽單一稅來實行土地國有的說法。他們雖然提出了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的綱領，但他們沒有能力實現這個綱領。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統治，也正是打擊站在它背後的外國帝國主義。同盟會的成員們都對中國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實感到憤慨，熱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國獲得獨立。有些同盟會員明確指出，清朝政府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稱清朝為“洋人的朝廷”的陳天華是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報》上撰文的汪東認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其末由”1。這是說，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是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唯一辦法。他又說，“外人所以樂存此舊政府，以其為桃梗土偶，便於竊盜”2。這是說，清朝政府已成了外國帝國主義所利用的傀儡。這種看法當然是正確的。
但是同盟會並沒有明確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民報》所宣布的“本雜誌的主義”六條中，有三條是對國外而言的，這三條是：一、“維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二、“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三、“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這三條的含意至少是含糊不清的。《民報》上發表的解釋這六條“主義”的文章（它 的作者是胡漢民）力求使“各國”相信，用不著擔心因為清朝政府的顛覆而喪失掉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益，文章說：“於國際法，舊政府雖傾復，而其外交所訂之條約，則當承認於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當繼續其債務及一切之義務。……吾人革命軍起，必恪守國際法而行，其遂逐滿政府，則新立政府必承認其條約，即分割數省，而宣告獨立，於各國之債權，亦斷許其無損失也。”3在同盟會成立時預擬的《國民軍》的《對外宣言》中雖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這樣的條款，但同時又有如下的條款：“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償還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1。既然資產階級革命派如此明確地向帝國主義者表示可以承認他們加與中國的一切枷鎖以換取他們的“贊成”，當然不能指望資產階級革命派會在反帝方麵有一個堅決的徹底的綱領。
革命靠什麽力量？——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在同盟會的成員中至少有兩種說法。孫中山說：“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2《民報》的一個署名“撲滿”的作者說：“中國之革命軍則與歐洲殊（指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3這是一種說法。《民報》上還有另一種說法。汪東說：“革命之主動，皆中等社會而無亂民也”。汪東把封建社會中的農民起義看成是“亂民”。他以為法國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造成了過多的混亂，而中國的革命將能夠完全“有秩序地進行”。他說：“中國異是（即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引者），半出於詩書大族，痛心淪亡，思驅東胡雜種，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劉琨之誌，請纓擊敵，或當終軍之年，精誠交孚，合謀大舉，或有悖德之行，則與眾棄之。法之亂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則秩序可保”4。由此可見，汪東雖然也主張要發動革命軍，但他認為，革命的“主動”一定要由“中等社會”掌握，而他所企望的“中等社會”，主要是反滿的“詩書大族”，這種觀點明顯地表現著對於下層群眾的革命行動的恐懼，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右翼的觀點。上述前一種說法中所謂“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雖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這是屬於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觀點。抱這種觀點的人企圖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來掌握革命領導權，但他們至少在主觀上要求發動下層人民群眾的力量，而自居於全體“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