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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光緒十八年（1892年），二十七歲的孫中山從雅麗醫學院畢業後，先在澳門，然後在廣州行醫。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個在少年時就意氣相投的同鄉陸皓東一起到北方遊歷。他們由廣州過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孫中山會見了鄭觀應和王韜，這都是當時著書立說，鼓吹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韜給孫中山介紹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門下的一個幕僚。孫中山到天津後，經過這個幕僚送給李鴻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經準備好的長信。
國民黨的歷來的一些歷史撰述者力圖論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幼年時就已經確立，以後一直不變地保持下來，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孫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可以證明，直到這時，他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他在這封上書中的基本主張是"竊嚐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1這樣的主張比封建官僚的洋務論雖然進了一步，但並沒有超過同時期的康有為的上皇帝書的水平。
國民黨右派吳稚暉為孫中山寫的別傳中說：“中日交戰前，先生（指孫中山）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老辭”。這是荒誕的神話。李鴻章既沒有接見孫中山，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決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他的信中說：“推中堂（指李鴻章——引者）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2。信中又說明他個人的計劃是想致力於農業，擬先赴法國及其他各國考察，然後回國，“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誌”1。
孫中山是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他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到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的發展過程。直到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基本上還沒有跳出改良主義的範圍，在這以後，才有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萌芽。
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時是中日甲午戰爭前夕。他的書信沒有從李鴻章那裏得到什麽反映。他和陸皓東遊歷了北京後經武漢回到南方。甲午戰爭爆發時，孫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裏成立了名為“興中會”的組織，這是在光緒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
參加檀香山興中會的有當地華僑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孫眉（孫中山的哥哥；這時已成為相當大的資本家）、鄧蔭南（一個在檀香山發跡的農業資本家，參加三合會）、何寬（當地一家銀行的經理）等人。檀香山興中會以救國為宗旨，章程中對中國處境表示深切的憂慮，不指名地斥責清朝統治者的誤國。其中說：“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裏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又說明立會的宗旨：“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淩，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製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誌而扶國宗。”2但是這個在僑民中的小組織對於如何才能救國，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方針。在這個小組織成立後，孫中山隨即回到香港，光緒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
參加香港興中會的除了孫中山和他在香港的舊友陳少白、陸皓東等人外，還有屬於輔仁文社這個組織的一些人員。輔仁文社成立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楊衢雲（新沙宣洋行船務副經理）、謝纘泰（一個在澳大利亞的著名僑商的兒子）、劉燕賓（炳記船務公司的經理）等人。楊衢雲被選為香港興中會的會長。
香港的興中會一成立，立即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孫中山到廣州以行醫為名進行軍事準備，他還設立了農學會的組織作為掩護。楊衢雲在香港負責接應。香港的興中會的章程中也沒有明確地宣 布革命，但入會的人須一律宣誓，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 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1。這是把三合會的反清復明的老口號，改造成了資產階級語言。孫中山的有些朋友本來就和洪門有聯繫，輔仁文社的楊衢雲等人的這種聯繫更多。楊衢雲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國勢力有較深的關係。在興中會的活動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職的何啟和兩個英國記者插手，他們參與了討論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的會議，並且表示可以運動英國政府承認起義後成立的新政府2。這時是在中國遭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訂立了馬關條約之後。英國人之所以對於興中會的廣州起義發生興趣，是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出現中國全麵崩潰，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這是他們可以利用的一著棋子。日本在港領事在知道了這事的時候，也曾派人向興中會表示，如果發動起義，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幫助3。
國民黨的歷來的一些歷史撰述者力圖論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幼年時就已經確立，以後一直不變地保持下來，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孫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可以證明，直到這時，他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他在這封上書中的基本主張是"竊嚐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1這樣的主張比封建官僚的洋務論雖然進了一步，但並沒有超過同時期的康有為的上皇帝書的水平。
國民黨右派吳稚暉為孫中山寫的別傳中說：“中日交戰前，先生（指孫中山）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老辭”。這是荒誕的神話。李鴻章既沒有接見孫中山，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決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他的信中說：“推中堂（指李鴻章——引者）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2。信中又說明他個人的計劃是想致力於農業，擬先赴法國及其他各國考察，然後回國，“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誌”1。
孫中山是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他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到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的發展過程。直到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基本上還沒有跳出改良主義的範圍，在這以後，才有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萌芽。
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時是中日甲午戰爭前夕。他的書信沒有從李鴻章那裏得到什麽反映。他和陸皓東遊歷了北京後經武漢回到南方。甲午戰爭爆發時，孫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裏成立了名為“興中會”的組織，這是在光緒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
參加檀香山興中會的有當地華僑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孫眉（孫中山的哥哥；這時已成為相當大的資本家）、鄧蔭南（一個在檀香山發跡的農業資本家，參加三合會）、何寬（當地一家銀行的經理）等人。檀香山興中會以救國為宗旨，章程中對中國處境表示深切的憂慮，不指名地斥責清朝統治者的誤國。其中說：“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裏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又說明立會的宗旨：“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淩，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製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誌而扶國宗。”2但是這個在僑民中的小組織對於如何才能救國，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方針。在這個小組織成立後，孫中山隨即回到香港，光緒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
參加香港興中會的除了孫中山和他在香港的舊友陳少白、陸皓東等人外，還有屬於輔仁文社這個組織的一些人員。輔仁文社成立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楊衢雲（新沙宣洋行船務副經理）、謝纘泰（一個在澳大利亞的著名僑商的兒子）、劉燕賓（炳記船務公司的經理）等人。楊衢雲被選為香港興中會的會長。
香港的興中會一成立，立即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孫中山到廣州以行醫為名進行軍事準備，他還設立了農學會的組織作為掩護。楊衢雲在香港負責接應。香港的興中會的章程中也沒有明確地宣 布革命，但入會的人須一律宣誓，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 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1。這是把三合會的反清復明的老口號，改造成了資產階級語言。孫中山的有些朋友本來就和洪門有聯繫，輔仁文社的楊衢雲等人的這種聯繫更多。楊衢雲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國勢力有較深的關係。在興中會的活動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職的何啟和兩個英國記者插手，他們參與了討論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的會議，並且表示可以運動英國政府承認起義後成立的新政府2。這時是在中國遭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訂立了馬關條約之後。英國人之所以對於興中會的廣州起義發生興趣，是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出現中國全麵崩潰，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這是他們可以利用的一著棋子。日本在港領事在知道了這事的時候，也曾派人向興中會表示，如果發動起義，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幫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