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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這裏更可以看到，慈禧太後為什麽在緊急關頭，感到必須採納封建守舊派的主張，不惜宣布對外作戰來表示自己同義和團站在一個立場上。因為不這樣做，她也會立刻變成義和團所要打擊的真正的“龍”。
在決定發布對外宣戰詔書的同時，慈禧太後命令莊王載勛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義和團，還撥出了兩萬擔米，十萬兩銀子“賞”給團民。在莊王府中設壇，要義和團來“掛號”，領取糧米。載勛和剛毅雖然並不真能把義和團的行動控製起來，但是許多“掛號”過的義和團隊，打出了“奉旨義和神團”的旗幟。這一來更加在群眾中造成了義和團並不同朝廷對立，而是接受朝廷號令的印象。
慈禧太後的更陰險的一個措施是驅使義和團去攻打在東交民巷的各外國使館和在西什庫的天主教的北堂。駐北京的各外國使館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代表。這時，進入北京的各國士兵，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附近四處巡街，屢屢開槍傷人。群眾對於這些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使館是痛恨在心的。但是，對帝國主義侵略者作戰當然不能拿這些使館開刀。“殲滅”這些使館，絲毫無助於打退外國侵略者，這個道理，當時的清朝統治者並不是不懂得的。在慈禧太後安排下，除了義和團群眾外，榮祿的武衛中軍和新調進城裏的董福祥的甘軍，都參與了對使館和北堂的圍攻。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圍攻使館區以前的五月二十三日，走出使館區，在東單牌樓附近被槍殺。開槍的是載漪所統的八旗軍的一個士兵，但並不是奉上麵的命令辦的事。圍攻延續了近兩個月。董福祥部有萬人，榮祿的武衛中軍也有八千人，再加上幾萬義和團群眾，竟沒有攻下兵力隻有四百人的使館區和兵力隻有四十多人的北堂。如果說，這也算是一場戰爭，那是慈禧太後挑起的用以愚弄和陷害義和團的一場“戰爭”。
慈禧太後之所以對外宣戰，本是為了躲避義和團的鋒芒。把在北京城裏的義和團群眾吸引去攻打使館和教堂，正是最好地達到了這個目的。義和團雖然有幾萬群眾，但手裏有的隻是大刀長矛，清朝官方是一支新式槍也沒有發給北京的義和團的。在狹窄的、有許多房屋建築物障礙的戰場上打進攻戰，他們大量死亡在外國兵的槍口前麵。慈禧太後叫榮祿和董福祥的軍隊參戰，既是為了表示真的宣戰，以煽起義和團群眾參與這場“戰爭”的狂熱，又是為了防止義和團打勝這場“戰爭”。榮祿的武衛中軍駐在東交民巷以東，但他們隻是虛張聲勢，並不真打，更不急攻。董福祥軍駐在東交民巷以西和以北，也隻有少數兵士受義和團群眾的鬥爭情緒的感染而比較認真地打幾下。圍攻西什庫天主教堂的，是義和團群眾和榮祿的武衛中軍。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也看出來：“榮祿與法教士友誼甚好，暗中維持，命軍隊不必猛攻，實有一種延緩之政策，與其所施於使館者同”1。但榮祿這樣做，並不隻是因為“與法教士的友誼甚好”，而是領會和執行了慈禧太後的意圖。
榮祿和董福祥都很懂得，太後給他們的真正任務，與其說是攻打使館，不如說是在義和團的進攻前加以保護。六月二十三日給沿江沿海各省督撫的一道上諭說：“一月以來，除德使被亂民戕害，現在嚴行查辦外，其餘各國使臣，朝廷幾費經營，苦心保護，均各無恙”2。從上述慈禧太後的這些布置來看，的確可以說是“苦心經營”。六月二十八日的又一道上諭中說：“現幸各國使臣，除克林德外，餘均平安無恙，日前並給各使館蔬果食物，以示體恤”2。一方麵形式上派兵和義和團群眾一起圍攻外國使館，一方麵又派官員送“蔬果食物”到使館去表示慰問。顯然，這不過是慈禧太後所導演的一場鬧劇，為的是把義和團群眾的反帝鬥爭的精緒和精力白白地發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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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義和團資料》第一冊，頁52。
1 putnamweale（辛普生）：《庚子使館被圍記》。《義和團資料》第二冊，頁293。
2 3《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34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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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
在天津方麵，義和團站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受反侵略的群眾運動的影響，清朝官軍中一部分下層官兵積極地同義和團並肩作戰。
帝國主義各國在大沽口的艦隊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淩晨占領了大沽炮台，是經過了六小時的激烈戰鬥的。清朝當局在大沽口設有相當完備的炮台，但是對這次戰爭毫無具體準備。守炮台的官兵倉卒地對敵人的挑戰作出了反應，開炮轟擊，使敵方為占領炮台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據當時李鴻章的一個電報中說，他從清朝駐日本使館得悉，在這次大沽口之戰中，"英損一艦，日斃一將，俄死傷較多"1。
這時，由天津出發想到北京的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統率的二千名由各國海軍官兵組成的軍隊，在五月十九日到達廊坊後，因為義和團群眾的阻擊無法繼續前進，被迫退回，沿途又遭到義和團和清朝軍隊的襲擊、包圍。除非得到增援，他們回不到天津租界。而天津外國租界的兵力隻有二千四百人，其中主要是一千七百人的俄國陸軍。他們被蜂起的義和團群眾所包圍，無法分兵接應西摩爾的軍隊。在這種窘迫的情況下，天津租界的外國軍隊曾決定，如果沒有從海上來的援軍進到天津，他們就隻好放棄天津租界，向大沽口方麵撤退。而這種撤退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從天津到大沽四十公裏的途中，有密集的義和團群眾和清朝軍隊。在各侵略國奪占了大沽炮台後，大量的軍隊登陸。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有俄、日、英、美、法等國的軍隊共八千人由大沽一路經過激戰到達天津租界。加上原在天津租界的兵力，再加上由於得到接應而在五月三十日退到天津租界的西摩爾的軍隊，集中在天津城外紫竹林租界的侵略軍共達一萬二千人，其中俄國兵六千人，日本兵四千人。在大沽還有六千多的兵力。侵略軍既然得到加強，他們就想立即實行占領整個天津。這樣就在天津發生了歷時近一個月（五月二十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的激烈戰鬥。
在決定發布對外宣戰詔書的同時，慈禧太後命令莊王載勛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義和團，還撥出了兩萬擔米，十萬兩銀子“賞”給團民。在莊王府中設壇，要義和團來“掛號”，領取糧米。載勛和剛毅雖然並不真能把義和團的行動控製起來，但是許多“掛號”過的義和團隊，打出了“奉旨義和神團”的旗幟。這一來更加在群眾中造成了義和團並不同朝廷對立，而是接受朝廷號令的印象。
慈禧太後的更陰險的一個措施是驅使義和團去攻打在東交民巷的各外國使館和在西什庫的天主教的北堂。駐北京的各外國使館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代表。這時，進入北京的各國士兵，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附近四處巡街，屢屢開槍傷人。群眾對於這些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使館是痛恨在心的。但是，對帝國主義侵略者作戰當然不能拿這些使館開刀。“殲滅”這些使館，絲毫無助於打退外國侵略者，這個道理，當時的清朝統治者並不是不懂得的。在慈禧太後安排下，除了義和團群眾外，榮祿的武衛中軍和新調進城裏的董福祥的甘軍，都參與了對使館和北堂的圍攻。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圍攻使館區以前的五月二十三日，走出使館區，在東單牌樓附近被槍殺。開槍的是載漪所統的八旗軍的一個士兵，但並不是奉上麵的命令辦的事。圍攻延續了近兩個月。董福祥部有萬人，榮祿的武衛中軍也有八千人，再加上幾萬義和團群眾，竟沒有攻下兵力隻有四百人的使館區和兵力隻有四十多人的北堂。如果說，這也算是一場戰爭，那是慈禧太後挑起的用以愚弄和陷害義和團的一場“戰爭”。
慈禧太後之所以對外宣戰，本是為了躲避義和團的鋒芒。把在北京城裏的義和團群眾吸引去攻打使館和教堂，正是最好地達到了這個目的。義和團雖然有幾萬群眾，但手裏有的隻是大刀長矛，清朝官方是一支新式槍也沒有發給北京的義和團的。在狹窄的、有許多房屋建築物障礙的戰場上打進攻戰，他們大量死亡在外國兵的槍口前麵。慈禧太後叫榮祿和董福祥的軍隊參戰，既是為了表示真的宣戰，以煽起義和團群眾參與這場“戰爭”的狂熱，又是為了防止義和團打勝這場“戰爭”。榮祿的武衛中軍駐在東交民巷以東，但他們隻是虛張聲勢，並不真打，更不急攻。董福祥軍駐在東交民巷以西和以北，也隻有少數兵士受義和團群眾的鬥爭情緒的感染而比較認真地打幾下。圍攻西什庫天主教堂的，是義和團群眾和榮祿的武衛中軍。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也看出來：“榮祿與法教士友誼甚好，暗中維持，命軍隊不必猛攻，實有一種延緩之政策，與其所施於使館者同”1。但榮祿這樣做，並不隻是因為“與法教士的友誼甚好”，而是領會和執行了慈禧太後的意圖。
榮祿和董福祥都很懂得，太後給他們的真正任務，與其說是攻打使館，不如說是在義和團的進攻前加以保護。六月二十三日給沿江沿海各省督撫的一道上諭說：“一月以來，除德使被亂民戕害，現在嚴行查辦外，其餘各國使臣，朝廷幾費經營，苦心保護，均各無恙”2。從上述慈禧太後的這些布置來看，的確可以說是“苦心經營”。六月二十八日的又一道上諭中說：“現幸各國使臣，除克林德外，餘均平安無恙，日前並給各使館蔬果食物，以示體恤”2。一方麵形式上派兵和義和團群眾一起圍攻外國使館，一方麵又派官員送“蔬果食物”到使館去表示慰問。顯然，這不過是慈禧太後所導演的一場鬧劇，為的是把義和團群眾的反帝鬥爭的精緒和精力白白地發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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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義和團資料》第一冊，頁52。
1 putnamweale（辛普生）：《庚子使館被圍記》。《義和團資料》第二冊，頁293。
2 3《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34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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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
在天津方麵，義和團站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受反侵略的群眾運動的影響，清朝官軍中一部分下層官兵積極地同義和團並肩作戰。
帝國主義各國在大沽口的艦隊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淩晨占領了大沽炮台，是經過了六小時的激烈戰鬥的。清朝當局在大沽口設有相當完備的炮台，但是對這次戰爭毫無具體準備。守炮台的官兵倉卒地對敵人的挑戰作出了反應，開炮轟擊，使敵方為占領炮台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據當時李鴻章的一個電報中說，他從清朝駐日本使館得悉，在這次大沽口之戰中，"英損一艦，日斃一將，俄死傷較多"1。
這時，由天津出發想到北京的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統率的二千名由各國海軍官兵組成的軍隊，在五月十九日到達廊坊後，因為義和團群眾的阻擊無法繼續前進，被迫退回，沿途又遭到義和團和清朝軍隊的襲擊、包圍。除非得到增援，他們回不到天津租界。而天津外國租界的兵力隻有二千四百人，其中主要是一千七百人的俄國陸軍。他們被蜂起的義和團群眾所包圍，無法分兵接應西摩爾的軍隊。在這種窘迫的情況下，天津租界的外國軍隊曾決定，如果沒有從海上來的援軍進到天津，他們就隻好放棄天津租界，向大沽口方麵撤退。而這種撤退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從天津到大沽四十公裏的途中，有密集的義和團群眾和清朝軍隊。在各侵略國奪占了大沽炮台後，大量的軍隊登陸。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有俄、日、英、美、法等國的軍隊共八千人由大沽一路經過激戰到達天津租界。加上原在天津租界的兵力，再加上由於得到接應而在五月三十日退到天津租界的西摩爾的軍隊，集中在天津城外紫竹林租界的侵略軍共達一萬二千人，其中俄國兵六千人，日本兵四千人。在大沽還有六千多的兵力。侵略軍既然得到加強，他們就想立即實行占領整個天津。這樣就在天津發生了歷時近一個月（五月二十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的激烈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