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頁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民族資本同封建主義的聯繫更甚於同帝國主義的聯繫。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成員是從封建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因此毫不奇怪，他們在政治、經濟、思想各個方麵帶著濃厚的封建主義痕跡，同封建經濟、封建政權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方麵民族資本主義是新的生產關係，同封建的生產關係和統治秩序相對立，一方麵它又要藉助舊的生產關係，舊的統治秩序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一方麵地主、官僚、大商人、買辦投資於新式企業，成了新的社會階級，一方麵他們又仍保持原屬階級的社會身份。在政治上，民族資本特別是上層民族資本往往仰賴於封建政權的支持和維護。張之洞形容說：“商民延頸舉踵，正以寬恤保護之法，望之朝廷”1。這是符合事實的。前麵講到的張謇，在創辦大生紗廠的過程中就曾再三求助於劉坤一、張之洞等封建大官僚。事實上，大生紗廠是在劉坤一的大力幫助下，領借了官機、官款，恃官軍護廠，恃官力開闢銷路才能辦起來的，它還從官方取得“二十年內，百裏之內，不得有第二廠”的專利權。張謇自稱他是居於“通官商之情”，“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2的地位，這很能說明上層民族資本家的政治經濟地位是同封建政權分不開的。又如商辦山東嶧縣中興煤礦公司也依靠官方勢力而得到了專利權。它的招股章程中說：“本公司雖係商辦，全賴官家維持保護。……本公司礦界於光緒二十五年奏明，距礦百裏內他人不得再用機器開採煤觔，十裏內不許民人用土法取煤。”3
民族企業在資本的周轉中，還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由封建剝削積累起來的資金轉為工業資本，又把由資本主義剝削所得的利潤轉而進行封建剝削。這種現象在上層民族資本家中間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緒二十二年創辦無錫業勤紗廠的楊宗濂、楊宗瀚兄弟為例。他們的當過縣官的父親已置田二百畝，他們都以軍功得道員官銜，並任過稅務商務官員，他們集股二十四萬元創辦了業勤紗廠，後以他們的母親名義“足成千畝莊屋一區”1。又如張謇本是大地主，他創辦了大生紗廠後，又辦了個通海墾牧公司，從事種植棉花。這個墾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給小農耕種，實行封建地租剝削。大生紗廠以贏利投資於墾牧公司，墾牧公司除了供應棉花原料外，也在資金上接濟大生紗廠。這是很巧妙地把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結合起來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情形足以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立場極為模糊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的。
此外，民族資本的企業的管理和對工人的剝削，也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無論是上層還是中下層的民族資本都是無情地剝削工人的。中小資本家由於處境特別困難，往往利用手工業工場的舊傳統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把自己的困難轉嫁到工人身上。至於上層的資本家更往往利用封建統治勢力的協助而把資本主義的“飢餓紀律”和封建主義的“棍棒紀律”結合在一起，實行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企業中採用封建性質的把頭製、包工製。一些廠礦的招工章程中明文規定工人必須“取具連環保結，填注簿冊，方準入廠作工”2，有的甚至規定工人“給穿號衣，均住廠內”，“日暮收廠，齊到卡房照冊點名，逐一檢收，然後各歸住處”3。體罰也是普遍現象，工頭、監軍可以任意鞭打工人，有的廠礦內設有刑具，還能“請地方文武營汛隨時彈壓照料”4。
毛澤東在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1。從上麵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末，從地主、官僚、大商人、買辦轉化而來的資產者，是同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聯繫較多的，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從手工業作坊主、中小商人轉化而來的資產者，一般說來，同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沒有關係或關係較少，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呼喚出場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要求，決定了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的方向和內容。
--------------------------------------------------------------------------------
1 參見《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中華書局1966年版，頁71-78。
1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22。
2 《英人論機器不宜進中國》。轉引自《時務報》第八冊，頁14。
1 見嚴中平編：《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63年版，頁132。
2 同上書，頁131。
3 《愚齋存稿》卷五，頁41-42。
4 同上書，卷三十一，頁31。
5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頁18-19。
1 《光緒朝東華錄》，總頁4031。
2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頁1065。
民族企業在資本的周轉中，還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由封建剝削積累起來的資金轉為工業資本，又把由資本主義剝削所得的利潤轉而進行封建剝削。這種現象在上層民族資本家中間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緒二十二年創辦無錫業勤紗廠的楊宗濂、楊宗瀚兄弟為例。他們的當過縣官的父親已置田二百畝，他們都以軍功得道員官銜，並任過稅務商務官員，他們集股二十四萬元創辦了業勤紗廠，後以他們的母親名義“足成千畝莊屋一區”1。又如張謇本是大地主，他創辦了大生紗廠後，又辦了個通海墾牧公司，從事種植棉花。這個墾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給小農耕種，實行封建地租剝削。大生紗廠以贏利投資於墾牧公司，墾牧公司除了供應棉花原料外，也在資金上接濟大生紗廠。這是很巧妙地把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結合起來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情形足以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立場極為模糊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的。
此外，民族資本的企業的管理和對工人的剝削，也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無論是上層還是中下層的民族資本都是無情地剝削工人的。中小資本家由於處境特別困難，往往利用手工業工場的舊傳統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把自己的困難轉嫁到工人身上。至於上層的資本家更往往利用封建統治勢力的協助而把資本主義的“飢餓紀律”和封建主義的“棍棒紀律”結合在一起，實行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企業中採用封建性質的把頭製、包工製。一些廠礦的招工章程中明文規定工人必須“取具連環保結，填注簿冊，方準入廠作工”2，有的甚至規定工人“給穿號衣，均住廠內”，“日暮收廠，齊到卡房照冊點名，逐一檢收，然後各歸住處”3。體罰也是普遍現象，工頭、監軍可以任意鞭打工人，有的廠礦內設有刑具，還能“請地方文武營汛隨時彈壓照料”4。
毛澤東在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1。從上麵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末，從地主、官僚、大商人、買辦轉化而來的資產者，是同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聯繫較多的，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從手工業作坊主、中小商人轉化而來的資產者，一般說來，同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沒有關係或關係較少，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呼喚出場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要求，決定了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的方向和內容。
--------------------------------------------------------------------------------
1 參見《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中華書局1966年版，頁71-78。
1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22。
2 《英人論機器不宜進中國》。轉引自《時務報》第八冊，頁14。
1 見嚴中平編：《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63年版，頁132。
2 同上書，頁131。
3 《愚齋存稿》卷五，頁41-42。
4 同上書，卷三十一，頁31。
5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頁18-19。
1 《光緒朝東華錄》，總頁4031。
2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頁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