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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海成為這種輿論的中心。這時，北京、天津、上海間已通電報，所以京城消息能很快傳出來。上海已有的幾種報紙，如《申報》、《新聞報》、《滬報》，都是英國、美國人投資創辦，有買辦商人參加，由中國文人編輯。這種報紙固然不可能以獨立的資產階級立場評論國事，但通過這種報紙，戰爭與議和的真象比較廣泛地為社會人士所了解。執筆的文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群眾的觀點。他們主張對日本作戰採取積極的方針，雖然他們所提出的辦法（例如把哥老會等秘密會社的力量動員起來出兵打到日本去）1不切實際，卻也表示了對清朝當局消極挨打的政策的強烈不滿。他們愈來愈感到戰爭失敗的根源在於清朝統治的腐敗。他們寫道：“蓋我中國數十年來，凡秉鈞衡，都係伴食，其於四方之憑陵侵削，置若罔聞，得失是非，付之不顧……”。“自通商而後，雖同文館立於京師，方言館建於上海，武備學堂置於天津，水師學堂立於金陵，各省復設機器、船政、輪船、電報等局，要皆虛應故事，徒糜經費”2。清朝當局的乞和活動受到輿論的強烈譴責。奉命赴日本的張蔭桓、邵友濂路過上海，他們奏報說：“迨行抵滬上，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詆諆，互相傳播”3。以上海為中心的這種群眾性的輿論預示著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政治運動即將興起。
正在北京應考的康有為起草了一個反對議和的萬言書，邀集各省應考的舉人一千多人，準備聯合向朝廷呈遞。由於馬關條約已經簽訂，這些為求做官而來的人絕大多數是三分鍾的慷慨派，也就以為“成事不說”，紛紛散去。但康有為的這份萬言書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它的主要內容，如他的學生徐勤所說是：“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蓋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也”。清朝當權派認為非和不可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日本將打到京城；康有為則主張，為了下決心打下去就要遷都。類似康有為的這種主張，在官僚集團中也有人提出過，但當權派根本不加考慮。康有為的萬言書的內容最主要的特點是“變法”。他說，遷都、練兵等等還隻是“權宜應敵之謀”，而根本的“立國自強之策”則是變法。關於怎樣實行變法，康有為提到，要準許民辦各種機器工業、民辦輪船、鐵路的運輸事業，要鼓勵商會。他說：“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眾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1。康有為總結他的變法主張說：“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何至含詬忍恥，割地款於小夷哉？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苟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2康有為的這番主張，是從和戰問題出發，初步地提出了一個按資產階級要求改變國家麵貌的綱領，這同僅僅從維護封建統治政權出發，並把戰敗乞和的責任歸罪於李鴻章一人的主戰論是有明顯區別的。
（五）中日戰爭之三：保衛台灣的鬥爭
康有為的萬言書雖然提到了“四萬萬之人”，但如何把這四萬萬人中的絕大多數動員起來，他是提不出辦法來的。
有幾個奉天（遼寧省）舉人向朝廷奏告說：對於日本侵略者“奉天人民無不痛恨，賊（指日本侵略者）雖百計利誘，猶皆私立團防以拒之，若果因勢利導，則遍地皆兵，而賊到處掣時”1。這所謂“私立團防”，就是說，不是官辦的。在遼東的岫巖東南的桂花嶺，“居民皆習淘煤，俗呼為煤黑，連村數十，自練鄉團”，對於來犯的日本侵略軍，“鄉團極力堵禦，以抬槍斃賊無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2。但這種情形並不多。封建統治者在對外打仗時，不可能真正發動民力。第一，封建剝削和壓迫的枷鎖使人民動員不起來，特別是封建的軍隊的擾民行為直接阻礙了戰區人民的發動。一個奉天府丞這樣說：“兵於賊將至之時，或託言擊賊而先逃遁，或揚言賊至而先肆掠，奸人婦女，搶人財物。敵人不曰被賊禍，而曰遭兵劫。離散人心，莫甚於此。”3第二，封建統治者利用民力的辦法是由官方指定的地主紳士辦團練，這種辦法隻是束縛人民的手腳，而不能真正動員人民群眾的力量。所以在中日戰爭中，遼東和山東的戰區，隻有個別地方有下層人民群眾的自發的鬥爭。
從馬關條約訂立後保衛台灣的鬥爭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在下層廣大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反對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封建統治者中的投降主義者固然隻能出賣人民，他們中宣稱主戰的人也隻是空談，而資產階級傾向的愛國者也不能同下層人民群眾在一起堅持鬥爭。
台灣在中法戰爭結束的那一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為一個行省，在這以前是屬於福建省的一個道。建省後第一任巡撫是劉銘傳，他在台灣修建了鐵路、電報線，設製了一些軍事防務。繼任的邵友濂，在中日戰爭發生後害怕戰爭波及台灣，設法讓朝廷把他調離。於是原任台灣布政司的唐景崧便升任為巡撫。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戰爭時，任吏部候補主事，自告奮勇到越南北部同劉永福聯繫。他主張利用劉永福的兵力，實際上是要把黑旗軍這支產生於農民起義的部隊納入清朝統治者的軌道。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由此而在官場上步步上升。劉永福在中日戰爭開始時，由廣東南澳調到台灣，他手下隻有兩個營，以後在台灣逐漸擴充到八個營。由於他在中法戰爭中聲名很大，這時朝廷裏也有人想到他，有過把他調到北方去參加作戰的打算，但沒有成為事實。唐景崧雖然同他是老相識，但在台灣卻極力排擠他，生怕巡撫的位置被他奪去。唐景崧讓自己的親信部隊駐守台灣北部比較富庶的地區，而要劉永福以幫辦台灣軍務的官銜駐守台南。
正在北京應考的康有為起草了一個反對議和的萬言書，邀集各省應考的舉人一千多人，準備聯合向朝廷呈遞。由於馬關條約已經簽訂，這些為求做官而來的人絕大多數是三分鍾的慷慨派，也就以為“成事不說”，紛紛散去。但康有為的這份萬言書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它的主要內容，如他的學生徐勤所說是：“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蓋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也”。清朝當權派認為非和不可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日本將打到京城；康有為則主張，為了下決心打下去就要遷都。類似康有為的這種主張，在官僚集團中也有人提出過，但當權派根本不加考慮。康有為的萬言書的內容最主要的特點是“變法”。他說，遷都、練兵等等還隻是“權宜應敵之謀”，而根本的“立國自強之策”則是變法。關於怎樣實行變法，康有為提到，要準許民辦各種機器工業、民辦輪船、鐵路的運輸事業，要鼓勵商會。他說：“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眾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1。康有為總結他的變法主張說：“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何至含詬忍恥，割地款於小夷哉？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苟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2康有為的這番主張，是從和戰問題出發，初步地提出了一個按資產階級要求改變國家麵貌的綱領，這同僅僅從維護封建統治政權出發，並把戰敗乞和的責任歸罪於李鴻章一人的主戰論是有明顯區別的。
（五）中日戰爭之三：保衛台灣的鬥爭
康有為的萬言書雖然提到了“四萬萬之人”，但如何把這四萬萬人中的絕大多數動員起來，他是提不出辦法來的。
有幾個奉天（遼寧省）舉人向朝廷奏告說：對於日本侵略者“奉天人民無不痛恨，賊（指日本侵略者）雖百計利誘，猶皆私立團防以拒之，若果因勢利導，則遍地皆兵，而賊到處掣時”1。這所謂“私立團防”，就是說，不是官辦的。在遼東的岫巖東南的桂花嶺，“居民皆習淘煤，俗呼為煤黑，連村數十，自練鄉團”，對於來犯的日本侵略軍，“鄉團極力堵禦，以抬槍斃賊無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2。但這種情形並不多。封建統治者在對外打仗時，不可能真正發動民力。第一，封建剝削和壓迫的枷鎖使人民動員不起來，特別是封建的軍隊的擾民行為直接阻礙了戰區人民的發動。一個奉天府丞這樣說：“兵於賊將至之時，或託言擊賊而先逃遁，或揚言賊至而先肆掠，奸人婦女，搶人財物。敵人不曰被賊禍，而曰遭兵劫。離散人心，莫甚於此。”3第二，封建統治者利用民力的辦法是由官方指定的地主紳士辦團練，這種辦法隻是束縛人民的手腳，而不能真正動員人民群眾的力量。所以在中日戰爭中，遼東和山東的戰區，隻有個別地方有下層人民群眾的自發的鬥爭。
從馬關條約訂立後保衛台灣的鬥爭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在下層廣大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反對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封建統治者中的投降主義者固然隻能出賣人民，他們中宣稱主戰的人也隻是空談，而資產階級傾向的愛國者也不能同下層人民群眾在一起堅持鬥爭。
台灣在中法戰爭結束的那一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為一個行省，在這以前是屬於福建省的一個道。建省後第一任巡撫是劉銘傳，他在台灣修建了鐵路、電報線，設製了一些軍事防務。繼任的邵友濂，在中日戰爭發生後害怕戰爭波及台灣，設法讓朝廷把他調離。於是原任台灣布政司的唐景崧便升任為巡撫。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戰爭時，任吏部候補主事，自告奮勇到越南北部同劉永福聯繫。他主張利用劉永福的兵力，實際上是要把黑旗軍這支產生於農民起義的部隊納入清朝統治者的軌道。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由此而在官場上步步上升。劉永福在中日戰爭開始時，由廣東南澳調到台灣，他手下隻有兩個營，以後在台灣逐漸擴充到八個營。由於他在中法戰爭中聲名很大，這時朝廷裏也有人想到他，有過把他調到北方去參加作戰的打算，但沒有成為事實。唐景崧雖然同他是老相識，但在台灣卻極力排擠他，生怕巡撫的位置被他奪去。唐景崧讓自己的親信部隊駐守台灣北部比較富庶的地區，而要劉永福以幫辦台灣軍務的官銜駐守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