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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極端守舊派對辦洋務的譏諷，有些話是說得很尖銳而符合事實的。例如劉錫鴻於光緒元年（1875年）致書李鴻章，申述洋務派的練兵、理財、造船、製器均無實效，他說："邇來帑藏竭於上，民財殫於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頓成豪富者甚多，則諸所作為無益實用可想。將來恃以禦敵，決必大誤機宜，爾時圖官得官，圖利得利者多飽颺去矣。"1但他當然不願意承認，這是腐朽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現象。
極端守舊派認為洋務派是“用夷變夏”。他們當中有人罵李鴻章、丁日昌是“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2。又有人指斥李鴻章是“竭中國之國帑、民財而盡輸之洋人”3。這種攻擊，固然為許多頑固地企圖一切照舊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讚賞，一切痛恨投降主義的人士聽了也感到言之成埋。但是投降主義並不是從修鐵路、造輪船而來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義的派生物。極端守舊派雖然用這點攻擊洋務派，其實他們自己也是投降主義者。例如上麵提到過的劉錫鴻，在他致李鴻章反對洋務的信中說：“今西夷遠隔重洋，勢不能跨越數萬裏並有華夏”，所以他以為“西洋之事當以和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誠以信，袒懷相示”4。這個反對洋槍、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對用洋稅務司，甚至主張“仿稅務司而推廣之，各省似不妨增設洋務司正副兩員，以洋人之有才而能習正音（意謂能說中國話——引者）者充當”。他以為，一切中外交涉，交給這些擔任“洋務司”的外國人去處理，這樣，“中國貴官”就不必親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體統1。他所要求的隻是保留封建主義的“體統”，當然不可能在實質上反對投降主義。
極端守舊派還抓往了洋務派的唯武器論這個弱點，例如劉錫鴻說：“軍民之心皆渙，雖有輪船火器，疇則駕而用之？”“士卒同仇，則製挺可撻堅甲利兵；士卒逃散，則幹將莫邪亦成廢鐵，在人不在器也”2。這些話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們想用這個道理來證明，中國不應該使用新式槍炮，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應該出現鐵路、輪船、機器、電報等新事物，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我們必須檢查他們用什麽東西來反對洋務派的唯武器論。
通政使於淩辰說：“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與官爭，不敢與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於我之畏彼利器”3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說：“敵所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4。他們用“人心”和“民心”同洋務派所推崇的後膛槍和鐵甲船對立起來，以為隻要牢牢地保持“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就能得“人心”5，裝成好像是由總結鴉片戰爭以來的經驗而得出了重視人民的力量的結論。但是他們從維護反動的封建禮教的立場出發，決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所以他們的結論是“仁義忠信可通令人習之，機巧軍械萬不可多令人習之也”1。他們從反動的立場出發推崇鴉片戰爭時的三元裏的鬥爭，並讚揚當時的人民群眾的反教會鬥爭。他們想用在萌芽狀態中的中國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外國侵略的鬥爭，來證明封建舊製度、舊思想似乎能夠代表和動員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頤在所著《二知軒文存》（光緒四年刊）中大談“民為邦本”，並且用“三元裏之戰”等的經驗來證明中國不需要“泰西機器”。他說：“彼之人（指資本主義外國——引者）無禮樂教化，無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視，好勇鬥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為富強之計，而我內地奸民遂與之勾結煽惑，陳書當道，幾幾乎欲用夷變夏。夫豈知中國三千年以來，帝王代嬗，治亂循環，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宇，奠安黎庶。……而所謂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者，要不在區區器械機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2極端守舊派的這種議論充分表明封建傳統思想所說的“民為邦本”一類口號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中國封建製度瀕於沒落，中國社會麵臨巨大震盪和變化的時候，他們仍想把中國人民束縛在封建傳統中，抗拒任何一點新的變化和進步。他們是用比洋務派更加落後的觀點來反對洋務派。
（六）洋務問題上的又一種分歧
在洋務問題上還有另一種分歧，這種分歧開始時雖然還沒有表現為明顯的對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緒元年（1875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燾在《條議海防事宜》中說："竊謂造船、製器，當師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鴻章主辦的輪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與官積不相信，多懷疑不敢應，固不如使商人自製之情得而理順也"。又說："竊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1郭嵩燾也是個熱心提倡洋務的官僚，在許多問題上同李鴻章是一致的，但他的這一番話卻同李鴻章多少有點不同。他不認為"泰西各國，一切政事皆無足取法"，而以為它們富強的根本在於"朝廷政教"；隻是因為現在還不能一下子從根本上學它，所以隻好先從造船製器學起。他認為必須像西方那樣"通商賈之氣"，讓商人自由地經營造船、製器等業，而不大讚成官督商辦的招商局的那種做法。他還以為"竭中國之力，造一鐵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談不到"操中國之勝算而杜海外之覬覦"的2。
極端守舊派認為洋務派是“用夷變夏”。他們當中有人罵李鴻章、丁日昌是“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2。又有人指斥李鴻章是“竭中國之國帑、民財而盡輸之洋人”3。這種攻擊，固然為許多頑固地企圖一切照舊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讚賞，一切痛恨投降主義的人士聽了也感到言之成埋。但是投降主義並不是從修鐵路、造輪船而來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義的派生物。極端守舊派雖然用這點攻擊洋務派，其實他們自己也是投降主義者。例如上麵提到過的劉錫鴻，在他致李鴻章反對洋務的信中說：“今西夷遠隔重洋，勢不能跨越數萬裏並有華夏”，所以他以為“西洋之事當以和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誠以信，袒懷相示”4。這個反對洋槍、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對用洋稅務司，甚至主張“仿稅務司而推廣之，各省似不妨增設洋務司正副兩員，以洋人之有才而能習正音（意謂能說中國話——引者）者充當”。他以為，一切中外交涉，交給這些擔任“洋務司”的外國人去處理，這樣，“中國貴官”就不必親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體統1。他所要求的隻是保留封建主義的“體統”，當然不可能在實質上反對投降主義。
極端守舊派還抓往了洋務派的唯武器論這個弱點，例如劉錫鴻說：“軍民之心皆渙，雖有輪船火器，疇則駕而用之？”“士卒同仇，則製挺可撻堅甲利兵；士卒逃散，則幹將莫邪亦成廢鐵，在人不在器也”2。這些話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們想用這個道理來證明，中國不應該使用新式槍炮，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應該出現鐵路、輪船、機器、電報等新事物，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我們必須檢查他們用什麽東西來反對洋務派的唯武器論。
通政使於淩辰說：“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與官爭，不敢與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於我之畏彼利器”3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說：“敵所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4。他們用“人心”和“民心”同洋務派所推崇的後膛槍和鐵甲船對立起來，以為隻要牢牢地保持“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就能得“人心”5，裝成好像是由總結鴉片戰爭以來的經驗而得出了重視人民的力量的結論。但是他們從維護反動的封建禮教的立場出發，決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所以他們的結論是“仁義忠信可通令人習之，機巧軍械萬不可多令人習之也”1。他們從反動的立場出發推崇鴉片戰爭時的三元裏的鬥爭，並讚揚當時的人民群眾的反教會鬥爭。他們想用在萌芽狀態中的中國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外國侵略的鬥爭，來證明封建舊製度、舊思想似乎能夠代表和動員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頤在所著《二知軒文存》（光緒四年刊）中大談“民為邦本”，並且用“三元裏之戰”等的經驗來證明中國不需要“泰西機器”。他說：“彼之人（指資本主義外國——引者）無禮樂教化，無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視，好勇鬥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為富強之計，而我內地奸民遂與之勾結煽惑，陳書當道，幾幾乎欲用夷變夏。夫豈知中國三千年以來，帝王代嬗，治亂循環，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宇，奠安黎庶。……而所謂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者，要不在區區器械機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2極端守舊派的這種議論充分表明封建傳統思想所說的“民為邦本”一類口號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中國封建製度瀕於沒落，中國社會麵臨巨大震盪和變化的時候，他們仍想把中國人民束縛在封建傳統中，抗拒任何一點新的變化和進步。他們是用比洋務派更加落後的觀點來反對洋務派。
（六）洋務問題上的又一種分歧
在洋務問題上還有另一種分歧，這種分歧開始時雖然還沒有表現為明顯的對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緒元年（1875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燾在《條議海防事宜》中說："竊謂造船、製器，當師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鴻章主辦的輪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與官積不相信，多懷疑不敢應，固不如使商人自製之情得而理順也"。又說："竊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1郭嵩燾也是個熱心提倡洋務的官僚，在許多問題上同李鴻章是一致的，但他的這一番話卻同李鴻章多少有點不同。他不認為"泰西各國，一切政事皆無足取法"，而以為它們富強的根本在於"朝廷政教"；隻是因為現在還不能一下子從根本上學它，所以隻好先從造船製器學起。他認為必須像西方那樣"通商賈之氣"，讓商人自由地經營造船、製器等業，而不大讚成官督商辦的招商局的那種做法。他還以為"竭中國之力，造一鐵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談不到"操中國之勝算而杜海外之覬覦"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