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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太平軍和同時的其他農民起義軍的活動，以及少數民族的群眾起義，幾乎遍及全國各省。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使全國各地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太平軍在最後幾年中與敵人搏鬥最激烈的蘇、浙、皖三省的情形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所以，當時已有並不是站在同情農民革命立場的江蘇人痛罵曾國藩，“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熱”4。在湘軍攻破南京後三十年，湖南人譚嗣同敘述他在南京的見聞說：“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1
戰爭和官軍的屠殺使人口大量減少，這種情形在蘇、浙、皖三省是很突出的。例如江蘇省的吳江縣戰前（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有五十七萬多人，而戰後（同治三年，1864年）人口隻有二十萬掛零；浙江的嘉興縣戰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近五十二萬人，戰後（同治二年，1863年）隻剩下十五萬八千多人2。在這些地區，戰後若幹年間，許多耕地成了無主的荒地，有些流亡地主回來，找不到佃戶為其耕種。清朝政府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設法招民墾荒。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個上諭中說，對於墾荒的農民應"緩其通租，假以籽種，俾有歸農之樂"3。有些地主為了招待佃戶，先付一點開荒費用給佃戶。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還流行所謂"田底""田麵"分別歸地主與佃戶所有的辦法。
當時，在那些已經拋荒的田地上，有許多外省的“客民”前來墾荒（例如，江蘇、浙江就有不少來自湖南、湖北的墾荒客民）。官方雖然口頭上承認荒地墾熟後歸墾荒者所有，但是事實上“各處荒田，往往墾民甫經辦有眉目，即有自稱原主，串同局董書差，具結領回，墾民空費經營，轉致為人作嫁。”4有財有勢的人乘機霸占土地，墾荒的農民隻能成為受他們剝削的佃戶。即使墾荒農民真的成了他們所墾熟的一小塊土地的主人（這些窮苦的農民沒有財力從事較大麵積的墾荒），他們也必須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糧納稅的無盡的負擔。
至於地主為招徠佃戶來墾荒而給與的一點“恩惠”，總是在田地墾熟後，用提高地租來加倍地收回。所謂“田底”“田麵”之分，名義上是使佃農成為他們以辛勤勞動墾熟了的土地的半個主人，實際上卻是束縛佃農的一種手段。蘇州的一個地主階級分子在光緒十年（1884年）所寫的書中說，佃農如果"無田麵為之繫纍"，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過分剝削而另找主人，所以地主們"皆以田連底麵者為滑田，鄙棄不取"，寧願隻要"田底"，而"以田麵聽佃者自有之"。在佃戶把"田麵"看成是自己所有的"恆產"的情況下，"雖厚其租額，高其折價，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就是說，聽憑地主怎樣加強剝削，佃戶也"不能舍而之他"了1。
各地的地主階級，用各種不同形式加重了對農民的地租剝削。有的是增加了押租（即佃戶在承租地主土地時所付的一筆押金），有的是要農民按穀價交錢，而在收租時高估穀價。地主們，特別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佃戶交租。例如，光緒二年（1876年）的報紙上這樣記載說："蘇之業田者（即地主），遇有佃戶欠租，無不送官追比，擊其臀復枷其頸，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比時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業田者之所欲。每至冬間，三縣頭門左右縲絏而荷枷者以數百計。"2這說的是蘇州三縣（當時蘇州城分屬長洲、吳縣、元和三縣），全國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
經過十八年的農民起義戰爭，各個地區，尤其是在動亂較大的地區，發生了地主階級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現象。有些原來的大地主沒落了，有些中小地主破產了。而在鎮壓農民起義中興起來了一批新的權貴，他們依靠兵權和官權成為巨富，用收買和巧取豪奪的方法兼併土地。湘軍、淮軍的將領們和參加反革命戰爭的其他將領們都在他們的本鄉或別的地方成了大地主。湖南湘鄉的曾國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單是曾國荃就擁有耕地六千畝。安徽合肥李家（李鴻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們手裏的耕地達六十萬畝之多。河南項城的袁甲三（曾負責剿撚的軍閥，袁世凱是他的侄孫），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畝到五千畝。在太平天國戰爭後二三十年中，由於軍閥、官僚以及大商人兼併土地，許多小自耕農以至中小地主喪失了土地，淪為佃戶和貧民。
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國戰爭後，對於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曾宣布減收田賦。這是因為事實上不可能照舊足額地徵收田賦，同時這又是在大亂之後團結和安定地主階級的一種措施。地主們絲毫不因為當年的國賦有所減輕而對農民少收一點租。所以當時人說：“國家之賦額減，而民間之租額未減。有田者蒙其惠，無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獲其利”1。真正受惠的隻是豪紳、大地主，他們“每遇開徵（開徵漕糧），隨意封送銀兩，謂本年之所應完，就此了結，餘欠概置不理”2，甚至還有根本抗不交納的。地方官不敢“得罪於巨室”，對他們無可奈何。這樣，國賦的負擔勢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勞動的農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
戰爭和官軍的屠殺使人口大量減少，這種情形在蘇、浙、皖三省是很突出的。例如江蘇省的吳江縣戰前（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有五十七萬多人，而戰後（同治三年，1864年）人口隻有二十萬掛零；浙江的嘉興縣戰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近五十二萬人，戰後（同治二年，1863年）隻剩下十五萬八千多人2。在這些地區，戰後若幹年間，許多耕地成了無主的荒地，有些流亡地主回來，找不到佃戶為其耕種。清朝政府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設法招民墾荒。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個上諭中說，對於墾荒的農民應"緩其通租，假以籽種，俾有歸農之樂"3。有些地主為了招待佃戶，先付一點開荒費用給佃戶。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還流行所謂"田底""田麵"分別歸地主與佃戶所有的辦法。
當時，在那些已經拋荒的田地上，有許多外省的“客民”前來墾荒（例如，江蘇、浙江就有不少來自湖南、湖北的墾荒客民）。官方雖然口頭上承認荒地墾熟後歸墾荒者所有，但是事實上“各處荒田，往往墾民甫經辦有眉目，即有自稱原主，串同局董書差，具結領回，墾民空費經營，轉致為人作嫁。”4有財有勢的人乘機霸占土地，墾荒的農民隻能成為受他們剝削的佃戶。即使墾荒農民真的成了他們所墾熟的一小塊土地的主人（這些窮苦的農民沒有財力從事較大麵積的墾荒），他們也必須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糧納稅的無盡的負擔。
至於地主為招徠佃戶來墾荒而給與的一點“恩惠”，總是在田地墾熟後，用提高地租來加倍地收回。所謂“田底”“田麵”之分，名義上是使佃農成為他們以辛勤勞動墾熟了的土地的半個主人，實際上卻是束縛佃農的一種手段。蘇州的一個地主階級分子在光緒十年（1884年）所寫的書中說，佃農如果"無田麵為之繫纍"，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過分剝削而另找主人，所以地主們"皆以田連底麵者為滑田，鄙棄不取"，寧願隻要"田底"，而"以田麵聽佃者自有之"。在佃戶把"田麵"看成是自己所有的"恆產"的情況下，"雖厚其租額，高其折價，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就是說，聽憑地主怎樣加強剝削，佃戶也"不能舍而之他"了1。
各地的地主階級，用各種不同形式加重了對農民的地租剝削。有的是增加了押租（即佃戶在承租地主土地時所付的一筆押金），有的是要農民按穀價交錢，而在收租時高估穀價。地主們，特別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佃戶交租。例如，光緒二年（1876年）的報紙上這樣記載說："蘇之業田者（即地主），遇有佃戶欠租，無不送官追比，擊其臀復枷其頸，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比時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業田者之所欲。每至冬間，三縣頭門左右縲絏而荷枷者以數百計。"2這說的是蘇州三縣（當時蘇州城分屬長洲、吳縣、元和三縣），全國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
經過十八年的農民起義戰爭，各個地區，尤其是在動亂較大的地區，發生了地主階級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現象。有些原來的大地主沒落了，有些中小地主破產了。而在鎮壓農民起義中興起來了一批新的權貴，他們依靠兵權和官權成為巨富，用收買和巧取豪奪的方法兼併土地。湘軍、淮軍的將領們和參加反革命戰爭的其他將領們都在他們的本鄉或別的地方成了大地主。湖南湘鄉的曾國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單是曾國荃就擁有耕地六千畝。安徽合肥李家（李鴻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們手裏的耕地達六十萬畝之多。河南項城的袁甲三（曾負責剿撚的軍閥，袁世凱是他的侄孫），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畝到五千畝。在太平天國戰爭後二三十年中，由於軍閥、官僚以及大商人兼併土地，許多小自耕農以至中小地主喪失了土地，淪為佃戶和貧民。
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國戰爭後，對於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曾宣布減收田賦。這是因為事實上不可能照舊足額地徵收田賦，同時這又是在大亂之後團結和安定地主階級的一種措施。地主們絲毫不因為當年的國賦有所減輕而對農民少收一點租。所以當時人說：“國家之賦額減，而民間之租額未減。有田者蒙其惠，無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獲其利”1。真正受惠的隻是豪紳、大地主，他們“每遇開徵（開徵漕糧），隨意封送銀兩，謂本年之所應完，就此了結，餘欠概置不理”2，甚至還有根本抗不交納的。地方官不敢“得罪於巨室”，對他們無可奈何。這樣，國賦的負擔勢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勞動的農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