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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封建統治者既然沒有決心反對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戰爭中仍然繼續縱兵擾民，當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沒有群眾幫助的軍隊，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漢好導引的外國侵略者那樣熟悉“山勢陸路”，這也是不奇怪的。為侵略者所收買的漢奸在居民中終究隻占極少數。封建統治者無法解決在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矛盾，卻極度誇張漢奸的數量和作用。奕經在浙江向皇帝報告說：“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3奕山在廣東也說：“密查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於是他得出結論說：“防民甚於防寇，此所謂患不在外而在內者此也。”4把幾乎所有的民眾都說成是漢奸，顯然是瞎說，但這種說法恰好說明，封建統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敵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國侵略者作戰的時候，仍然認為“防民甚於防寇”！
外國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動，的確經過各種途徑收買了一些漢奸，到了戰時，這些漢奸成了他們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統治者其實並不真是仇視漢奸，特別是一到了所謂“議撫”時，漢奸成了他們所利用的寶貝。例如有一個鮑鵬，本是在廣州為英國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跑腿的走狗。兩廣總督琦善到廣州接替林則徐時，把鮑鵬收羅了來，使他成為一個八品銜的官員。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人的交涉，鮑鵬都參與在內。英國人關於鮑鵬的記載說：“這人原在顛地先生在廣州所開的公司裏當買辦”，又說：“我方和琦善之間的前前後後的一切接洽中，聯絡媒介就是前麵提到過的買辦鮑鵬，他是一個機敏聰明的人，約有四十五歲，混合話說得很流利。”1林則徐說：“廣東夷務大不可問，靜老（琦善字靜庵——引者）以為秘計，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隸守隸白含章及漢奸鮑鵬往來寄信，雖甚秘密，其實人人皆知。”2
何止這個八品銜的鮑鵬是個漢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裏布等一心一意宣傳敵人的力量強大，曲意求和的大員們，何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奸？這種戴花翎的漢奸，使中國喪失抵抗外來侵略的能力，在戰爭中實行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他們的危害是那一些為敵軍指引路徑、刺探消息的小漢奸所無法比擬的。
封建統治階級同農民起義軍作戰時總是決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鎮壓白蓮教起義，即使戰爭中失利，即使戰爭拖延不決，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決定了它這樣做。但在鴉片戰爭這樣的對付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中，它卻那樣地易於動搖，那樣地經受不起挫折，這當然也是為它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浙江巡撫劉韻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就有十大“可慮”。其中第一到第七項說的是敵方武器精良，又有漢奸幫助，自己方麵軍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無法戰爭等等。到了第八項，他說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徵收漕糧的問題，他說，因為有戰爭，漕糧收不齊，“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征更屬為難”。然後第九項，他說到內地“匪徒聚眾搶掠”的問題，他說，雖然已經多方“彈壓”，但是“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艱難，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最後第十項，是說，“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巨，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於胡底？”1劉韻珂的“十可慮”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對外的戰爭能一下取得勝利，當然很好，可以更加強在內部的統治。但是失敗，哪怕是一點小小的挫折，都會使已經存在著的內部危機大大加強起來。長時期的戰爭是他們所不敢設想的。
封建統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衛戰爭中動員廣大人民的力量，隻能靠有限的軍力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到處分兵把口，在任何一點被突破時，就驚惶失措，除了節節敗退外沒有別的辦法。本來是敵寡我眾的形勢，但是在實際戰場上卻成了敵眾我寡的形勢。在浙江兵敗自殺的裕謙說：“彼可並幫來犯，我則必須扼要分守，彼可數日不來，我則必須時刻防備，已成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之勢”1。本來應該是侵略者力求速戰速決，曠日持久對他們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卻害怕戰爭延長更甚於侵略者，一想到“糜餉勞師，伊於胡底”就感到危機重重。封建統治者不能使敵人每取得一個勝利都付出一定的代價，也不能使敵人看不到勝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為輕易地取得一個個勝利，並且因為看到訛詐的手段能夠生效，從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威風。
鴉片戰爭中一些主戰的將軍、督撫很快就變到主和的立場。道光皇帝也曾顯得好像是堅決主戰，但是他不斷地動搖，終於接受屈辱的和約。這就因為他們在主戰時都不切實際地認為可以一戰取勝，當速戰論行不通，馬上就轉到了投降主義。林則徐是一貫的堅決的主戰論者，但他最多隻能在他曾負責的廣東地區加強防務。在封建官僚集團中雖然還出現了林則徐這樣優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團中隻能受到排擠和打擊。當整個封建統治勢力已經被敵人的海盜行為所嚇倒，而認為議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時候，林則徐被撤職查辦是不可避免的。
外國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動，的確經過各種途徑收買了一些漢奸，到了戰時，這些漢奸成了他們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統治者其實並不真是仇視漢奸，特別是一到了所謂“議撫”時，漢奸成了他們所利用的寶貝。例如有一個鮑鵬，本是在廣州為英國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跑腿的走狗。兩廣總督琦善到廣州接替林則徐時，把鮑鵬收羅了來，使他成為一個八品銜的官員。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人的交涉，鮑鵬都參與在內。英國人關於鮑鵬的記載說：“這人原在顛地先生在廣州所開的公司裏當買辦”，又說：“我方和琦善之間的前前後後的一切接洽中，聯絡媒介就是前麵提到過的買辦鮑鵬，他是一個機敏聰明的人，約有四十五歲，混合話說得很流利。”1林則徐說：“廣東夷務大不可問，靜老（琦善字靜庵——引者）以為秘計，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隸守隸白含章及漢奸鮑鵬往來寄信，雖甚秘密，其實人人皆知。”2
何止這個八品銜的鮑鵬是個漢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裏布等一心一意宣傳敵人的力量強大，曲意求和的大員們，何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奸？這種戴花翎的漢奸，使中國喪失抵抗外來侵略的能力，在戰爭中實行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他們的危害是那一些為敵軍指引路徑、刺探消息的小漢奸所無法比擬的。
封建統治階級同農民起義軍作戰時總是決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鎮壓白蓮教起義，即使戰爭中失利，即使戰爭拖延不決，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決定了它這樣做。但在鴉片戰爭這樣的對付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中，它卻那樣地易於動搖，那樣地經受不起挫折，這當然也是為它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浙江巡撫劉韻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就有十大“可慮”。其中第一到第七項說的是敵方武器精良，又有漢奸幫助，自己方麵軍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無法戰爭等等。到了第八項，他說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徵收漕糧的問題，他說，因為有戰爭，漕糧收不齊，“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征更屬為難”。然後第九項，他說到內地“匪徒聚眾搶掠”的問題，他說，雖然已經多方“彈壓”，但是“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艱難，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最後第十項，是說，“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巨，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於胡底？”1劉韻珂的“十可慮”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對外的戰爭能一下取得勝利，當然很好，可以更加強在內部的統治。但是失敗，哪怕是一點小小的挫折，都會使已經存在著的內部危機大大加強起來。長時期的戰爭是他們所不敢設想的。
封建統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衛戰爭中動員廣大人民的力量，隻能靠有限的軍力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到處分兵把口，在任何一點被突破時，就驚惶失措，除了節節敗退外沒有別的辦法。本來是敵寡我眾的形勢，但是在實際戰場上卻成了敵眾我寡的形勢。在浙江兵敗自殺的裕謙說：“彼可並幫來犯，我則必須扼要分守，彼可數日不來，我則必須時刻防備，已成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之勢”1。本來應該是侵略者力求速戰速決，曠日持久對他們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卻害怕戰爭延長更甚於侵略者，一想到“糜餉勞師，伊於胡底”就感到危機重重。封建統治者不能使敵人每取得一個勝利都付出一定的代價，也不能使敵人看不到勝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為輕易地取得一個個勝利，並且因為看到訛詐的手段能夠生效，從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威風。
鴉片戰爭中一些主戰的將軍、督撫很快就變到主和的立場。道光皇帝也曾顯得好像是堅決主戰，但是他不斷地動搖，終於接受屈辱的和約。這就因為他們在主戰時都不切實際地認為可以一戰取勝，當速戰論行不通，馬上就轉到了投降主義。林則徐是一貫的堅決的主戰論者，但他最多隻能在他曾負責的廣東地區加強防務。在封建官僚集團中雖然還出現了林則徐這樣優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團中隻能受到排擠和打擊。當整個封建統治勢力已經被敵人的海盜行為所嚇倒，而認為議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時候，林則徐被撤職查辦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