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措辭這麽激烈的批評，國家副總理田達維隻能報以苦笑，今天他百忙之中莫名其妙地被軍中元老俞飛拽到這裏參加了這麽一場莫名其妙的老幹部懇談會，到現在他還沒搞清楚俞飛讓他來的目的。
這時候，又有一位老院士站起來發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可能齊頭並進，貧富之間的差距總是存在的。不過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看來，中國的貧富差距不論從靜態來看還是從動態來看，都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對中國的穩定已經構成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為中國貧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尋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中國改革的中心始終放在效率的層麵，而這樣的改革路徑必然會出現利益失衡現象。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而是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隻要能夠實現財富的積累，即使在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是可以容忍的。事實上，在許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擴大，反而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政府將社會公正放在首位，通過強調社會公平性，製定了大量的財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製度，並且嚴格地依法辦事，防止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運行機製的建立，確實有一部分人得風氣之先，通過承擔商業風險，獲取了巨額財富。但是，不能否認，有相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人，並沒有承擔任何市場風險，他們隻不過是將國有財產通過改製等手段，據為己有罷了。這樣的人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所占有的財富卻非常巨大。從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中國富豪並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收益。比如，2005年8月震驚全國的廣東梅州興寧市的大興礦難就揭開了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結，倒賣國有資產黑暗事件。據當時的《中國經營報》披露發生事故的興寧市大徑裏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長曾雲高是當地人大代表。其人際關係錯綜複雜，公司股東成員中有多人為政府機構要員。曾雲高家族在當地有錢有勢，曾的發跡正是緣於他的家族勢力。曾雲高在1999年廣東省國有四望嶂礦務局破產倒閉後順利接盤，並獲得四望嶂煤炭資源最好的‘一礦’。知情人說，當時‘一礦’的生產總值上億元，但在官商結合下被曾雲高以500萬元買斷。曾在買斷‘一礦’的經營權後，成立大徑裏公司，並在近幾年實施大兼併，即以金錢和權勢強行買斷其他煤礦的經營權。黃槐鎮半數以上合法煤礦已經被他兼併或聯營，曾的身家據說已超過2億元。除了曾雲高自己是興寧市、梅州市兩級人大代表外，他公司的股東及家族中還有政協委員和當地稅務官員。據了解，礦難發生後，曾雲高稱願意拿出3億元‘擺平’事故。事後據國務院調查組的事故調查發現被礦難牽連出的官員和相關行政人員在資金來源上問題多多，據稱涉案金額高達15個億，懷疑是與參與煤礦入股所得有關。”
“從中國歷史上看，自秦統一之後的歷朝歷代，雖然地方豪強勢力或強或弱，但始終延綿不絕，隻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完全絕跡。古代的地方豪強一般都擁有龐大的田莊，經濟上自給自足，並擁有依附於他們的‘部曲’，即私人武裝——這是豪強和一般富裕階層的根本區別，即打破了國家對暴力機器的壟斷。地方豪強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所發揮的作用，就是政府的原始功能。他們製訂規則並維護一定的秩序，以保護自己和依附於自己的特定集團的利益。豪強勢力坐大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豪強的勢力範圍，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在豪強的勢力範圍內，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再有效，惟一有效的是豪強個人的意誌。這種狀況往往使一些弱勢群體失去對國家和法律的信任，轉而依附於豪強以尋求庇護。在豪強勢力強大的地方，地方官員要麽被豪強所收買，成為豪強的幫凶，要麽為保住官位而不得不和豪強妥協。豪強往往依託暴力以‘超市場’的方式積累財富，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他們經常能夠逃避應該負擔的國家稅負，並將其轉嫁到普通民眾頭上，降低了國家的財政能力，加劇了社會矛盾。豪強有如國家肌體內的癌細胞，在中國歷史上，每當豪強勢力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往往‘王綱解紐 天下大亂’，甚至連國家政權也會成為豪強的人質。在現代社會，由於科技的進步、現代文明意識的普及以及國家機器的強大，原本是不應該有豪強生存的空間的。但是由於政府體製改革的滯後，一些腐敗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扶持和縱容豪強，養虎遺患。”
激憤的老院士高舉著手中的材料說道：“貧困不是社會主義，但兩極分化更不是社會主義。尤其是政府官員和地方黑勢力結合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幹著一些令有良知的資本家都瞠目結舌罪惡勾當時，我們的黨不應該感到臉紅嗎？我們的政府不應該感到有危機感嗎？不要忘了是人民擁護你們打下了江山，是人民推選你們坐了江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這時候，又有一位老院士站起來發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可能齊頭並進，貧富之間的差距總是存在的。不過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看來，中國的貧富差距不論從靜態來看還是從動態來看，都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對中國的穩定已經構成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為中國貧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尋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中國改革的中心始終放在效率的層麵，而這樣的改革路徑必然會出現利益失衡現象。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而是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隻要能夠實現財富的積累，即使在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是可以容忍的。事實上，在許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擴大，反而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政府將社會公正放在首位，通過強調社會公平性，製定了大量的財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製度，並且嚴格地依法辦事，防止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運行機製的建立，確實有一部分人得風氣之先，通過承擔商業風險，獲取了巨額財富。但是，不能否認，有相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人，並沒有承擔任何市場風險，他們隻不過是將國有財產通過改製等手段，據為己有罷了。這樣的人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所占有的財富卻非常巨大。從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中國富豪並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收益。比如，2005年8月震驚全國的廣東梅州興寧市的大興礦難就揭開了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結，倒賣國有資產黑暗事件。據當時的《中國經營報》披露發生事故的興寧市大徑裏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長曾雲高是當地人大代表。其人際關係錯綜複雜，公司股東成員中有多人為政府機構要員。曾雲高家族在當地有錢有勢，曾的發跡正是緣於他的家族勢力。曾雲高在1999年廣東省國有四望嶂礦務局破產倒閉後順利接盤，並獲得四望嶂煤炭資源最好的‘一礦’。知情人說，當時‘一礦’的生產總值上億元，但在官商結合下被曾雲高以500萬元買斷。曾在買斷‘一礦’的經營權後，成立大徑裏公司，並在近幾年實施大兼併，即以金錢和權勢強行買斷其他煤礦的經營權。黃槐鎮半數以上合法煤礦已經被他兼併或聯營，曾的身家據說已超過2億元。除了曾雲高自己是興寧市、梅州市兩級人大代表外，他公司的股東及家族中還有政協委員和當地稅務官員。據了解，礦難發生後，曾雲高稱願意拿出3億元‘擺平’事故。事後據國務院調查組的事故調查發現被礦難牽連出的官員和相關行政人員在資金來源上問題多多，據稱涉案金額高達15個億，懷疑是與參與煤礦入股所得有關。”
“從中國歷史上看，自秦統一之後的歷朝歷代，雖然地方豪強勢力或強或弱，但始終延綿不絕，隻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完全絕跡。古代的地方豪強一般都擁有龐大的田莊，經濟上自給自足，並擁有依附於他們的‘部曲’，即私人武裝——這是豪強和一般富裕階層的根本區別，即打破了國家對暴力機器的壟斷。地方豪強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所發揮的作用，就是政府的原始功能。他們製訂規則並維護一定的秩序，以保護自己和依附於自己的特定集團的利益。豪強勢力坐大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豪強的勢力範圍，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在豪強的勢力範圍內，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再有效，惟一有效的是豪強個人的意誌。這種狀況往往使一些弱勢群體失去對國家和法律的信任，轉而依附於豪強以尋求庇護。在豪強勢力強大的地方，地方官員要麽被豪強所收買，成為豪強的幫凶，要麽為保住官位而不得不和豪強妥協。豪強往往依託暴力以‘超市場’的方式積累財富，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他們經常能夠逃避應該負擔的國家稅負，並將其轉嫁到普通民眾頭上，降低了國家的財政能力，加劇了社會矛盾。豪強有如國家肌體內的癌細胞，在中國歷史上，每當豪強勢力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往往‘王綱解紐 天下大亂’，甚至連國家政權也會成為豪強的人質。在現代社會，由於科技的進步、現代文明意識的普及以及國家機器的強大，原本是不應該有豪強生存的空間的。但是由於政府體製改革的滯後，一些腐敗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扶持和縱容豪強，養虎遺患。”
激憤的老院士高舉著手中的材料說道：“貧困不是社會主義，但兩極分化更不是社會主義。尤其是政府官員和地方黑勢力結合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幹著一些令有良知的資本家都瞠目結舌罪惡勾當時，我們的黨不應該感到臉紅嗎？我們的政府不應該感到有危機感嗎？不要忘了是人民擁護你們打下了江山，是人民推選你們坐了江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