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科學’的引進，讓東方文明完成了內核的脫胎換骨，那麽經濟的影響則讓東方人不知不覺拋棄了自己的傳統。我們都知道，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在文化習俗方麵有著強烈的示範效應，日韓富裕，所以中國的青少年以日韓服飾為美。美國富強，所以好萊塢的大片可以橫掃世界，英語也成為世界通用語言。今天，在中國作為母語的漢語地位遠遠不如英語，作為精英階層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在國際交流中以說英語為榮，說漢語為恥，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上海的一個國際交流會議，會議的中方主辦者要求所有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在發言時必須講英語，不得說本國母語，看到這樣荒唐的規定我作為一個外人都感到寒心，而與會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們竟欣然接受，沒有人表示異議，本以知識承載者和傳播者為己任的士大夫階層尚且如此，中華文明焉有不衰敗之理。”山本池一氣憤道。
“任何一個民族意識的衰亡都是從語言開始的，作家都德以普魯士戰勝法國後強行兼併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事件為背景，寫過一篇流傳廣泛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它通過一個小學生在上最後一堂法文課時的所見所聞與內心感受，深刻地表現了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民族感情。這篇小說的思想精神可以說影響了法國幾代人，正是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所以法國人在麵臨美國強勢文化的影響下，以各種極端的方式捍衛自己本民族語言的純正性和主導地位，這也許是他們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麽一段屈辱的經歷的原因。”
“教授，為什麽中國的精英們在事關本民族文化根本的問題上如此無知，無所作為呢？”少年不解的問到。
“這就要談到政治因素了，這是也導致中華文明衰敗的最根本原因。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明曾經有過一個智慧大迸發階段。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數千年歷史中，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有世界影響力的傑出思想家，原因何在呢？不過愚民二字。”山本池一慨嘆道。
“中國的歷朝歷代君主，出於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對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一直實行愚民政策。什麽是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眾也。愚民即愚弄大眾。愚民政策就是統治階級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無知，閉目塞聽的政策。中國的歷史從民眾教化的角度上來分析，實際就是一部愚民史。從中國通史看，愚民政策發端於秦始皇，在維護統治方麵，秦始皇做的有兩件事是較為突出的，一是聽從廷尉李斯的建議，將秦以外的史書全部焚毀，私人所藏儒家經內和諸子書都當幹柴燒掉，聚談詩書者斬首，理由是‘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誹謗朝政，惑亂民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不過，這裏的書並非全燒盡了的，醫藥、占卜及農作物的書不屬燒禁之列。始皇帝明白，民眾雖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強身健體，所謂思想不可雜草叢生，但田間不可不繁榮錦秀。中國文化和動盪的年代有緣，春秋戰國時期是最動亂的時期，但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光輝歲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時的諸多學說，開創了中國未來諸多學派的先河，而秦始皇統一甫定，立刻視百家為異端邪說，要把藏在民間的書付之一炬。焚書坑儒隻是讓人無書可看，或索性不看書，所以那時的民眾還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後統治者比，秦始皇在愚民方麵還算幼稚寬容。
公元前二零六年，集文盲與流氓大成者劉邦奪得天下，建漢，號漢高帝。中國愚民政策有了進一步發展。據史料載，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陰陽五行次之，儒學隻能算末流之學。從黃老刑名之術，到《公羊》學的盛行，漢時政治進入成熟時期。從霸（刑名）王（儒）道，到純儒學，愚民政策也羽翼漸豐。昔時秦皇，隻知秦家天下，而到漢時，純儒學的政治主張實際將統階階級完全的劃分到一個階級的份上。純儒學政治使上下層豪強得到兼併的便利，同時也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得聽皇帝一人的。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意見，獨尊董仲舒與公孫弘的《春秋公羊》，罷黜百家。漢武帝推崇《春秋公羊》，是因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專誅亂臣賊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裏，便出了陰陽怪調。董仲舒的哲學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董說，凡事有陽就有陰，有上就有下，有順必有逆，有晝必有夜。所謂‘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陰陽’。董的陰陽怪調是，陽性尊，陰性卑，君、父、夫是三陽（三綱），臣、子、妻則屬陰。中國幾千的封建糟粕便是從此開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幫奴才。據其陰陽怪調，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強姦必有被奸。而為了當官，進取向上，有事業心的青年，就隻有皓首窮經。據載，武帝後的百年間，因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沒少耗費青春。
據稱有個研究《書經》的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來解釋《堯典》中的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其實這些秦大師，雖然通了經文，但卻也隻有當愚氓的份，不過，雖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髮而立，有官可作。漢武帝的‘高明’在於他不像秦始皇那樣去焚書坑儒，而是讓大家‘有書讀，讀好書’。直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全民瘋狂學英語的情景，為了上學，為了畢業，為了獲取高薪，為了考公務員，從兒童到青年，從科技人員到政府官員無不戰戰兢兢，埋頭苦讀，令人唏噓。隻是他們仍未明白，因為那點功名利祿的誘惑，將大好青春用來鑽研一些一生中也用不了幾次的學問，自己早已成了行屍走肉，在思想上與古代那些窮經皓首的腐儒們並無二致。”
“任何一個民族意識的衰亡都是從語言開始的，作家都德以普魯士戰勝法國後強行兼併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事件為背景，寫過一篇流傳廣泛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它通過一個小學生在上最後一堂法文課時的所見所聞與內心感受，深刻地表現了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民族感情。這篇小說的思想精神可以說影響了法國幾代人，正是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所以法國人在麵臨美國強勢文化的影響下，以各種極端的方式捍衛自己本民族語言的純正性和主導地位，這也許是他們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麽一段屈辱的經歷的原因。”
“教授，為什麽中國的精英們在事關本民族文化根本的問題上如此無知，無所作為呢？”少年不解的問到。
“這就要談到政治因素了，這是也導致中華文明衰敗的最根本原因。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明曾經有過一個智慧大迸發階段。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數千年歷史中，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有世界影響力的傑出思想家，原因何在呢？不過愚民二字。”山本池一慨嘆道。
“中國的歷朝歷代君主，出於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對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一直實行愚民政策。什麽是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眾也。愚民即愚弄大眾。愚民政策就是統治階級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無知，閉目塞聽的政策。中國的歷史從民眾教化的角度上來分析，實際就是一部愚民史。從中國通史看，愚民政策發端於秦始皇，在維護統治方麵，秦始皇做的有兩件事是較為突出的，一是聽從廷尉李斯的建議，將秦以外的史書全部焚毀，私人所藏儒家經內和諸子書都當幹柴燒掉，聚談詩書者斬首，理由是‘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誹謗朝政，惑亂民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不過，這裏的書並非全燒盡了的，醫藥、占卜及農作物的書不屬燒禁之列。始皇帝明白，民眾雖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強身健體，所謂思想不可雜草叢生，但田間不可不繁榮錦秀。中國文化和動盪的年代有緣，春秋戰國時期是最動亂的時期，但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光輝歲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時的諸多學說，開創了中國未來諸多學派的先河，而秦始皇統一甫定，立刻視百家為異端邪說，要把藏在民間的書付之一炬。焚書坑儒隻是讓人無書可看，或索性不看書，所以那時的民眾還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後統治者比，秦始皇在愚民方麵還算幼稚寬容。
公元前二零六年，集文盲與流氓大成者劉邦奪得天下，建漢，號漢高帝。中國愚民政策有了進一步發展。據史料載，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陰陽五行次之，儒學隻能算末流之學。從黃老刑名之術，到《公羊》學的盛行，漢時政治進入成熟時期。從霸（刑名）王（儒）道，到純儒學，愚民政策也羽翼漸豐。昔時秦皇，隻知秦家天下，而到漢時，純儒學的政治主張實際將統階階級完全的劃分到一個階級的份上。純儒學政治使上下層豪強得到兼併的便利，同時也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得聽皇帝一人的。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意見，獨尊董仲舒與公孫弘的《春秋公羊》，罷黜百家。漢武帝推崇《春秋公羊》，是因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專誅亂臣賊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裏，便出了陰陽怪調。董仲舒的哲學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董說，凡事有陽就有陰，有上就有下，有順必有逆，有晝必有夜。所謂‘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陰陽’。董的陰陽怪調是，陽性尊，陰性卑，君、父、夫是三陽（三綱），臣、子、妻則屬陰。中國幾千的封建糟粕便是從此開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幫奴才。據其陰陽怪調，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強姦必有被奸。而為了當官，進取向上，有事業心的青年，就隻有皓首窮經。據載，武帝後的百年間，因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沒少耗費青春。
據稱有個研究《書經》的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來解釋《堯典》中的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其實這些秦大師，雖然通了經文，但卻也隻有當愚氓的份，不過，雖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髮而立，有官可作。漢武帝的‘高明’在於他不像秦始皇那樣去焚書坑儒，而是讓大家‘有書讀，讀好書’。直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全民瘋狂學英語的情景，為了上學，為了畢業，為了獲取高薪，為了考公務員，從兒童到青年，從科技人員到政府官員無不戰戰兢兢，埋頭苦讀，令人唏噓。隻是他們仍未明白，因為那點功名利祿的誘惑，將大好青春用來鑽研一些一生中也用不了幾次的學問，自己早已成了行屍走肉，在思想上與古代那些窮經皓首的腐儒們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