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派和悲觀派的直接衝突不僅表現在生態環境問題上，而且反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這裏，樂觀波同樣贊成"維持原狀"，而這種看法意味著遵循古老的遺訓，即"維護和平、防止戰爭"。廣島和長崎的創傷曾使某些人一時猶豫不決，但冷戰又迅速恢復了他們備戰的信心。兩個超級大國很快發現他們都已陷於行動——反應的惡性循環中。當一方研製出一種新的武器係統，另一方則盡可能快地研製出一種類似的武器係統加以回擊——其結果是，由於軍備競賽，今天全球武庫中已積聚了5萬件核武器。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熱核炸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飛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飛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飛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飛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飛彈（mi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飛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型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自動升級軍備競賽的最新進展是發起戰略防禦或稱"星球大戰"計劃。這代表了最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種旨在抵消迄今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係統。1983年裏根總統宣布："我要求我國科學界提供使所有這些核武器變為無效和過時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對乙來說是自由戰士一樣，因此，乙的戰略防禦武器對甲來說則是戰略進攻武器。蘇聯科學家宣稱，星球大戰武器係統剛一建立，他們就已掌握"一種有效對抗手段"的技術。
這種狂熱的、自動升級的戰爭準備在"懸崖勒馬"哲學倡導者看來，並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毀滅的前奏。這一結論是基於他們與技術樂觀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這種分析的基本主張首先是，在現代，人類已經從"零和關係"發展到"非零和全球關係"。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於技術的落後，所有工業化之前的文明社會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用於糧食生產，而隻剩很少的勞力從事其他勞作或應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損人利己的爭奪。它造成了一個"零和關係"的世界，即一國勝利，另一國就失敗。在這種世界中，戰爭準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合理工具，因為戰勝國通常能夠依靠成功的戰爭而崛起成為強國。所以，德國在打敗法國（1870-1871年）及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之後，美國在打敗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併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後，便都自然成為強國。
相比較而言，20世紀的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它已成為一個"非零和關係"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贏就是全輸。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是因為有兩項重大的事態發展。首先，早期的產業革命及其節省勞力的技術，當前的產業革命及其替代勞力的技術，已使世界能夠生產足夠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以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盡管還不能滿足所有人類的欲望。其次，發動戰爭將使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歸於盡，因為其前景是一場核毀滅。在這種根本變化的新形勢下，"懸崖勒馬"哲學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倘人類停留在從1945年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到未來可能爆發的星球大戰的升級過程中，就不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絕升級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滅絕。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認為："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為了製止人類這種發展趨勢，愛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寫科學論著，還撰寫了大量關於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文章。他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這位原子時代之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而不為眾人所周知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將軍提出的相同的觀點，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麽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於和平，熟諳殺戮遠甚於生存。"
這就是今天全體人類麵臨的困境和前景。這種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慮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歷史上所有偉大時代的情況無不如此，並且必然如此。因為偉大的時代顧名思義就是轉折的時代。這是急劇變革的時代，其時舊觀念和舊製度遲遲不願退出歷史舞台.而新觀念和新製度則逐漸而痛苦地成長起來。世界歷史上所有的黃金時代都是緊張和恐懼的時代，伯裏克利的雅典，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無不如此。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熱核炸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飛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飛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飛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飛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飛彈（mi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飛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型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自動升級軍備競賽的最新進展是發起戰略防禦或稱"星球大戰"計劃。這代表了最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種旨在抵消迄今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係統。1983年裏根總統宣布："我要求我國科學界提供使所有這些核武器變為無效和過時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對乙來說是自由戰士一樣，因此，乙的戰略防禦武器對甲來說則是戰略進攻武器。蘇聯科學家宣稱，星球大戰武器係統剛一建立，他們就已掌握"一種有效對抗手段"的技術。
這種狂熱的、自動升級的戰爭準備在"懸崖勒馬"哲學倡導者看來，並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毀滅的前奏。這一結論是基於他們與技術樂觀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這種分析的基本主張首先是，在現代，人類已經從"零和關係"發展到"非零和全球關係"。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於技術的落後，所有工業化之前的文明社會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用於糧食生產，而隻剩很少的勞力從事其他勞作或應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損人利己的爭奪。它造成了一個"零和關係"的世界，即一國勝利，另一國就失敗。在這種世界中，戰爭準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合理工具，因為戰勝國通常能夠依靠成功的戰爭而崛起成為強國。所以，德國在打敗法國（1870-1871年）及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之後，美國在打敗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併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後，便都自然成為強國。
相比較而言，20世紀的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它已成為一個"非零和關係"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贏就是全輸。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是因為有兩項重大的事態發展。首先，早期的產業革命及其節省勞力的技術，當前的產業革命及其替代勞力的技術，已使世界能夠生產足夠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以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盡管還不能滿足所有人類的欲望。其次，發動戰爭將使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歸於盡，因為其前景是一場核毀滅。在這種根本變化的新形勢下，"懸崖勒馬"哲學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倘人類停留在從1945年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到未來可能爆發的星球大戰的升級過程中，就不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絕升級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滅絕。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認為："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為了製止人類這種發展趨勢，愛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寫科學論著，還撰寫了大量關於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文章。他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這位原子時代之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而不為眾人所周知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將軍提出的相同的觀點，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麽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於和平，熟諳殺戮遠甚於生存。"
這就是今天全體人類麵臨的困境和前景。這種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慮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歷史上所有偉大時代的情況無不如此，並且必然如此。因為偉大的時代顧名思義就是轉折的時代。這是急劇變革的時代，其時舊觀念和舊製度遲遲不願退出歷史舞台.而新觀念和新製度則逐漸而痛苦地成長起來。世界歷史上所有的黃金時代都是緊張和恐懼的時代，伯裏克利的雅典，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無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