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世界中這一驚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於國家利益方麵的衝突，一定程度上在於意識形態方麵的衝突。國家利益方麵的問題由傳統的物質原因造成，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間"、邊界劃分和由不同的發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經濟利益，等等。蘇聯的版圖相當於中國的兩倍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國則是190人。分隔兩國的2，000哩長的分界線在蘇聯地圖上已得到精確詳細的描繪，但在中國地圖上，有些地段仍劃為"未定界"：帕米爾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區、穆爾河和烏蘇裏江匯合處的一些島嶼以及與蒙古相接的幾乎整個邊境。這些地區過去曾是中國帝國的一部分，19世紀被沙俄併吞了，現在共產黨中國要求收回。在這些有爭議的邊界地區發生了種種衝突，從而導致了相互間的強烈譴責。1969年3月4日，中國共產黨日報的一篇社論指責說，蘇聯人"認為沙皇一度占領的那些地區是他們的，而且，正將他們的領土擴張到沙皇未曾占領的地區。他們甚至比沙皇還要貪得無厭。"另一方麵，蘇聯著名詩人葉夫根諾夫·葉夫圖由科回憶了庫利科沃戰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裏·頓斯科伊在這場戰役中打敗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陰暗的黃昏
新的蒙古可汗們正索索發抖地拿著炸彈
但如果他們進攻警鍾就會敲響
而且將會有太多的勇士
去進行一場新的庫利特沃戰役。
國家利益另一方麵的衝突起因於蘇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導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嚴酷的但卻可理解的事實是，赫魯雪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們的中國同誌分享他們辛苦得來的報酬。蘇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美國記者的以下這番談話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態度：
是的，我們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兩國都反對帝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一致的。但是，我們有著各自的民族經歷，處於不同的革命發展階段。中國現在所經歷的一些階段我們在30年前就已經歷。我們希望中國能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但不會總是如此。我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我們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象中國人那樣作出犧牲。僅此而已。我們說過，要放鬆一點；社會主義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國人不肯這樣認為；他們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們的機器因使用過度而壞了，他們就發牢騷。他們非常傲慢。他們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們已贏得了這種地位；他們仍在為此而奮鬥。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辦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種地位——他們的辦法或許最適合他們。我們俄國人有一句諺語可以概括這種情況。"你不可能將這個人的頭安在那個人的肩上。"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與國家利益方麵的這種劇烈衝突同樣重要的也許是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方麵的衝突。這種衝突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微妙、更複雜；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飢餓的中國人為了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寧願冒熱核戰爭的危險，而肥胖的蘇聯人更願意以和平共處的策略謹慎行事。更確切地說，蘇聯人和中國人對世界正在經歷的歷史時期性質的解釋、對巧妙地利用現有的種種歷史性力量加速社會主義勝利所需採用的適當策略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
蘇聯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是戰爭還是和平這一基本課題。他們認為，如果熱核戰爭爆發，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將毀滅或倒退幾個世紀。但是，如果能避免戰爭，那麽，在經過幾十年的和平競爭之後，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將清楚地顯示出來，這個範例將說服整個世界信奉社會主義。這就是蘇聯人在理論上所作的分析，蘇聯人的要求裁軍、要求和平共處、要求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策略和對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於這種理論分析。
中國人宣稱，他們也贊成這些目標，但他們懷疑能否達到這些目標。最大的障礙是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就其本性而言是擴張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此，正確的策略不是象蘇聯那樣直接爭取和平與裁軍，而是同阻撓和平與裁軍的帝國主義作鬥爭。中國人堅持認為，同帝國主義鬥爭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發達世界的迅速發展的革命運動。人類的大多數生活在不發達國家中，他們的這種革命精神構成了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
要獲得世界和平，就必須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他們的鬥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過程中，有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就這個或那個問題進行談判，以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達到某種和解，達成某些協議。……但是，世界和平僅僅通過談判是永遠實現不了的，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脫離人民大眾的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久平起發展，越能維護世界和平。
總之，中國人堅信，和平隻有通過不發達世界的革命運動瓦解帝國主義才能得到維護。相反，蘇聯人認為，社會主義世界（實質上指蘇聯）的日益繁榮與強大將製止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社會主義世界僅靠榜樣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衰落，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
你能看到在陰暗的黃昏
新的蒙古可汗們正索索發抖地拿著炸彈
但如果他們進攻警鍾就會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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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另一方麵的衝突起因於蘇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導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嚴酷的但卻可理解的事實是，赫魯雪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們的中國同誌分享他們辛苦得來的報酬。蘇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美國記者的以下這番談話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態度：
是的，我們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兩國都反對帝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一致的。但是，我們有著各自的民族經歷，處於不同的革命發展階段。中國現在所經歷的一些階段我們在30年前就已經歷。我們希望中國能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但不會總是如此。我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我們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象中國人那樣作出犧牲。僅此而已。我們說過，要放鬆一點；社會主義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國人不肯這樣認為；他們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們的機器因使用過度而壞了，他們就發牢騷。他們非常傲慢。他們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們已贏得了這種地位；他們仍在為此而奮鬥。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辦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種地位——他們的辦法或許最適合他們。我們俄國人有一句諺語可以概括這種情況。"你不可能將這個人的頭安在那個人的肩上。"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與國家利益方麵的這種劇烈衝突同樣重要的也許是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方麵的衝突。這種衝突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微妙、更複雜；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飢餓的中國人為了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寧願冒熱核戰爭的危險，而肥胖的蘇聯人更願意以和平共處的策略謹慎行事。更確切地說，蘇聯人和中國人對世界正在經歷的歷史時期性質的解釋、對巧妙地利用現有的種種歷史性力量加速社會主義勝利所需採用的適當策略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
蘇聯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是戰爭還是和平這一基本課題。他們認為，如果熱核戰爭爆發，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將毀滅或倒退幾個世紀。但是，如果能避免戰爭，那麽，在經過幾十年的和平競爭之後，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將清楚地顯示出來，這個範例將說服整個世界信奉社會主義。這就是蘇聯人在理論上所作的分析，蘇聯人的要求裁軍、要求和平共處、要求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策略和對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於這種理論分析。
中國人宣稱，他們也贊成這些目標，但他們懷疑能否達到這些目標。最大的障礙是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就其本性而言是擴張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此，正確的策略不是象蘇聯那樣直接爭取和平與裁軍，而是同阻撓和平與裁軍的帝國主義作鬥爭。中國人堅持認為，同帝國主義鬥爭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發達世界的迅速發展的革命運動。人類的大多數生活在不發達國家中，他們的這種革命精神構成了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
要獲得世界和平，就必須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他們的鬥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過程中，有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就這個或那個問題進行談判，以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達到某種和解，達成某些協議。……但是，世界和平僅僅通過談判是永遠實現不了的，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脫離人民大眾的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久平起發展，越能維護世界和平。
總之，中國人堅信，和平隻有通過不發達世界的革命運動瓦解帝國主義才能得到維護。相反，蘇聯人認為，社會主義世界（實質上指蘇聯）的日益繁榮與強大將製止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社會主義世界僅靠榜樣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衰落，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