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歐洲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麵是由於這種一體化，一方麵是由於其他方麵的發展，如引進美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1950年至1964年間，西德、義大利和法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7.1%、5.6%和4.9%，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隻有3.5%。西歐經濟力量不斷增長的另一跡象是：1948年至1962年間，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黃金中所占的份額已從71％下降到40％，而西歐所占的份額則從15％上升到44%。
與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係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裏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準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絕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麵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著放棄它與大英國協的優惠貿易協議，一方麵是因為它歷來不願意與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邱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於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製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於"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製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種共同的關稅。"外七國"並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大英國協經濟關係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準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夥伴加入，就意味著最終會出現"一個依賴美國並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準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幹涉。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隻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麽時候使用這種力量。因此，他著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絕了麥克米倫首相和甘迺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極星飛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種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邱吉爾戰時的那種不幸關係。同樣，戴高樂拒絕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氣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隻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像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裏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註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幹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麽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鬥機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史達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麵，而區在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的關係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機構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史達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寧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黨的機構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雪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懼的人，尤其是在史達林於獨裁統治後期過分猜疑的幾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後於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後，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黨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後屈居於默默無聞的地位。
與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係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裏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準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絕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麵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著放棄它與大英國協的優惠貿易協議，一方麵是因為它歷來不願意與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邱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於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製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於"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製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種共同的關稅。"外七國"並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大英國協經濟關係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準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夥伴加入，就意味著最終會出現"一個依賴美國並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準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幹涉。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隻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麽時候使用這種力量。因此，他著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絕了麥克米倫首相和甘迺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極星飛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種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邱吉爾戰時的那種不幸關係。同樣，戴高樂拒絕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氣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隻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像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裏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註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幹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麽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鬥機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史達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麵，而區在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的關係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機構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史達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寧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黨的機構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雪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懼的人，尤其是在史達林於獨裁統治後期過分猜疑的幾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後於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後，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黨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後屈居於默默無聞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