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麽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並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復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k,其字麵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挨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麽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麵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史達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史達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係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麵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製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製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匯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製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製定最後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製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麵。
農業集體化 史達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製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製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裏，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裏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麽、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象工廠裏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麵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範農場，其產品屬於政府，政府是國營農場的所有者。
雖然蘇聯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國農場已800萬工人生產的東西大約僅相當於美國農場400萬工人所生產的80%。造成這一懸殊差別的一個原因在於蘇聯的氣候比起美國的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於挨餓的狀態。這意味著俄國農場所能得到的機械和肥料比美國農場少。這還意味著國家稅收高，農產品價格低，使集體農莊農民到年底時幾乎兩手空空。缺乏刺激這一點對生產率的影響極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魯雪夫的下台。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麽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麵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史達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史達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係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麵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製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製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匯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製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製定最後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製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麵。
農業集體化 史達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製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製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裏，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裏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麽、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象工廠裏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麵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範農場，其產品屬於政府，政府是國營農場的所有者。
雖然蘇聯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國農場已800萬工人生產的東西大約僅相當於美國農場400萬工人所生產的80%。造成這一懸殊差別的一個原因在於蘇聯的氣候比起美國的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於挨餓的狀態。這意味著俄國農場所能得到的機械和肥料比美國農場少。這還意味著國家稅收高，農產品價格低，使集體農莊農民到年底時幾乎兩手空空。缺乏刺激這一點對生產率的影響極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魯雪夫的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