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陸這一經濟上的一體化導致了全球生產率的驚人增長。1860年至1913年間，世界工業總產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間，世界貿易額增加了12倍。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歐洲在這一經濟騰飛中得益最多。雖然得不到有關全球狀況的統計數字，但據一位經濟學家估計，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區的生活水平是歐洲宗主國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準確地說，我們知道，英國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費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這同一時期內，工資卻略略增長了5%，從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歐其他國家在這些年間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
三、歐洲的文化優勢
傳統的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急速地影響了殖民地地區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貨幣在較早的時期裏就已得到使用，但隻是以一種輔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時，農戶進行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當地市場上出售少數農產品，但並不是為了賺錢。相反，其目的隻是弄點錢納稅，或者買一些必需品如鹽、小件鐵器等。由於人們常常通過簡單的物物交換來進行交易和履行納稅義務，所以，根本沒有貨幣轉手。但是，隨著歐洲人及其鐵路和機製商品的出現，以及他們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貪得無厭的要求，一種新的市場經濟被引進。不久，農民們發現自己正在為國際市場，而不是為自己和鄰居而生產這本身又意味著他們不僅日益受這時已在這種新經濟中富裕起來的商人和放債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變化莫測的經濟波動的支配。封閉的、靜止的自然經濟向充滿活力的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對生產能力來說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響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紀中葉克羅埃西亞一位農民的以下這番具有諷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萬農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蹟的時代，
賢哲告訴我大車行駛不需馬拉，
富麗堂皇的船隻無帆無風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樣快，
神奇的醫生能截肢而病人卻不叫喚也不痛，
新聞通過環繞地球的電線能在一瞬間傳遍世界，
鐮刀自動收割，紡車自行轉動，鐵犁自動開溝，
而我們仍象過去一樣渴望得到麵包。
歐洲的入侵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不過，這時智力上起變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數上層階級，而不是農民群眾；正是上流社會的極少數人，懂得西方語言，閱讀西方報紙和書籍，熟悉歐洲的歷史和現行政治。對接觸這種外來文化的最初反應常常是熱情地、不加鑑別地讚美西方的一切，但隨之而來的反應通常是敵視西方，並企圖至少保持和扶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寫於1925年的以下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極端的親英派。他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點，而是給它的新穎和奇妙所迷住。個人公民權的授與、私人裁判權對傳統權力的取代、關稅的提高，所有這些在一個東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況下突然而有力地到來；這個東方民族不知道遠古習俗和古老傳統的訓令，同樣也不知道要履行的義務。……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到時候反作用力就會突然出現，由於崇拜西方的一切，我們現在正處於混亂之中；這種混亂可能將我們召回到我們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中去，這種文明、生活方式和風俗是不為已經流逝的時代的影響和現代生活的力量所約束的。
四、白人的責任
由於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居於優勢地位，歐洲人自然會這樣認為：他們的卓越地位起因於其文明的優越性，而這又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種族的優越性。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用理想主義的忠於職守的罩在來遮蓋當時的帝國主義的一種說教。19世紀末（1899年），拉迪亞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詩中恰如其分地寫道：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
讓你們的子孫離家遠去
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
歐洲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sahib），在中東被稱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稱為"老爺"（bwana），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恩主"（patron）。在這些情況下，歐洲人開始用近視的眼光、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阿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據他們看，歷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歷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英國中產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
三、歐洲的文化優勢
傳統的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急速地影響了殖民地地區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貨幣在較早的時期裏就已得到使用，但隻是以一種輔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時，農戶進行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當地市場上出售少數農產品，但並不是為了賺錢。相反，其目的隻是弄點錢納稅，或者買一些必需品如鹽、小件鐵器等。由於人們常常通過簡單的物物交換來進行交易和履行納稅義務，所以，根本沒有貨幣轉手。但是，隨著歐洲人及其鐵路和機製商品的出現，以及他們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貪得無厭的要求，一種新的市場經濟被引進。不久，農民們發現自己正在為國際市場，而不是為自己和鄰居而生產這本身又意味著他們不僅日益受這時已在這種新經濟中富裕起來的商人和放債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變化莫測的經濟波動的支配。封閉的、靜止的自然經濟向充滿活力的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對生產能力來說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響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紀中葉克羅埃西亞一位農民的以下這番具有諷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萬農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蹟的時代，
賢哲告訴我大車行駛不需馬拉，
富麗堂皇的船隻無帆無風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樣快，
神奇的醫生能截肢而病人卻不叫喚也不痛，
新聞通過環繞地球的電線能在一瞬間傳遍世界，
鐮刀自動收割，紡車自行轉動，鐵犁自動開溝，
而我們仍象過去一樣渴望得到麵包。
歐洲的入侵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不過，這時智力上起變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數上層階級，而不是農民群眾；正是上流社會的極少數人，懂得西方語言，閱讀西方報紙和書籍，熟悉歐洲的歷史和現行政治。對接觸這種外來文化的最初反應常常是熱情地、不加鑑別地讚美西方的一切，但隨之而來的反應通常是敵視西方，並企圖至少保持和扶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寫於1925年的以下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極端的親英派。他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點，而是給它的新穎和奇妙所迷住。個人公民權的授與、私人裁判權對傳統權力的取代、關稅的提高，所有這些在一個東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況下突然而有力地到來；這個東方民族不知道遠古習俗和古老傳統的訓令，同樣也不知道要履行的義務。……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到時候反作用力就會突然出現，由於崇拜西方的一切，我們現在正處於混亂之中；這種混亂可能將我們召回到我們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中去，這種文明、生活方式和風俗是不為已經流逝的時代的影響和現代生活的力量所約束的。
四、白人的責任
由於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居於優勢地位，歐洲人自然會這樣認為：他們的卓越地位起因於其文明的優越性，而這又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種族的優越性。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用理想主義的忠於職守的罩在來遮蓋當時的帝國主義的一種說教。19世紀末（1899年），拉迪亞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詩中恰如其分地寫道：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
讓你們的子孫離家遠去
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
歐洲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sahib），在中東被稱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稱為"老爺"（bwana），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恩主"（patron）。在這些情況下，歐洲人開始用近視的眼光、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阿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據他們看，歷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麵，歷史已於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歷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英國中產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