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雙方存在著這樣的情緒，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戰爭的起因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隻上的中國水手。當北京政府拒絕釋放這些水手時，英國人轟炸了廣東。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藉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英國人的行動因印度爆發兵變而推遲了一段時間。但是，當援兵一到，英法聯軍如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一樣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國人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他們拒絕執行條款，拖延正式批準的時間。英法聯軍再次發動進攻，1860年占領了首都，迫使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又開放了沿海和內地的幾個通商口岸，再次明確並擴大了治外法權，允許在北京設立外國公使館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基督教傳教團。人們應該回想起，也正是在這時，俄國人趁中國危難之際，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阿穆爾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見第十三章第三節）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後，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向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中國為此向那裏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衝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極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麵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占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占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占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著又於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幹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製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製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製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製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製了中國，不過這一控製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麵，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禦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麵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劃被批準後，19隻猴子關在籠子裏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麵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布這些觀點。"我隻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採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隻是做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麵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麵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幾乎沒有做什麽。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後，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向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中國為此向那裏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衝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極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麵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占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占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占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著又於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幹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製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製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製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製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製了中國，不過這一控製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麵，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禦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麵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劃被批準後，19隻猴子關在籠子裏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麵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布這些觀點。"我隻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採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隻是做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麵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麵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幾乎沒有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