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數學和政治時事等。不過，漸漸地，這些考試開始集中於文學體裁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結果是形成一種製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士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尊敬和羨慕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麵，也正是這一製度扼製了創造力，培育了一味順從的性格。隻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但是，促成中國文明的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麵的遺產。它主要由孔子的經過後代人修改和潤色的教誨組成。據傳說，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語化的詞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學者的名聲，吸引了許多學生。孔子為了尋訪到一位願意實踐他的政治原則並委他以與其才幹相符的職位的統治者，曾帶著弟子們週遊中國。尋訪落空後，他回到家鄉，繼續開辦私學，直到去世。孔子作為一名他所愛好的注重實踐的政治家，完全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名附帶而為的教師，他取得了永垂史冊、隻是姍姍來遲的成功。
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孔子主要關心的是，在這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雖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對於玄學或者推測來世，並不很感興趣。當有人問起死的意義時，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係。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寧，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他的創新在於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治者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沒有區分政治和倫理。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該服從皇帝。然而，皇帝又應當做慈父的楷模；這，隻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製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國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獻祭為中心，實質上，是沒有道德準則的；孔子的觀點代表了中國人思想上一個根本的新起點。因此，他是中國文明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專注於道德價值的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
儒家學說取得了非凡成功。一個原因，它在道德上為當局和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很受統治者和富人歡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則為現狀提供了較純粹的世襲權力更牢固的基礎，從而，對改善政治和社會關係起了不斷的促進作用。儒家學說取得成功，還因為它合乎時機。它為中國和東亞大部分地區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準則，並作了合理說明。結果，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裏，它一直充當中國文明的基礎。到20世紀中葉，蔣介石總司令還竭力鼓吹恢復儒家道德標準，以支撐其反對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政權！
中國文明始於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以上這些因素也許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所必不可少的。中東的歷史有著明顯不同：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麵的根本變化。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車了根本變化。中國歷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過。盡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並二度為外來皇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隻是擾亂而非改變中國。中國有史以來經歷到的，僅僅是局限於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二、皇朝的循環
19世紀，有位觀察力敏銳、名叫托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評論道："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他這話係指，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歷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這種周期性改朝換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
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並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但漸漸地，皇朝由於個別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墮落和貴族集團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爭而遭到削弱。這種腐化墮落和派別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著終究靠生產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賦稅趨於增長，還因為對外戰爭耗資巨大，而皇帝又採取了準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於是，隨著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係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
但是，促成中國文明的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麵的遺產。它主要由孔子的經過後代人修改和潤色的教誨組成。據傳說，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語化的詞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學者的名聲，吸引了許多學生。孔子為了尋訪到一位願意實踐他的政治原則並委他以與其才幹相符的職位的統治者，曾帶著弟子們週遊中國。尋訪落空後，他回到家鄉，繼續開辦私學，直到去世。孔子作為一名他所愛好的注重實踐的政治家，完全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名附帶而為的教師，他取得了永垂史冊、隻是姍姍來遲的成功。
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孔子主要關心的是，在這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雖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對於玄學或者推測來世，並不很感興趣。當有人問起死的意義時，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係。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寧，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他的創新在於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治者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沒有區分政治和倫理。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該服從皇帝。然而，皇帝又應當做慈父的楷模；這，隻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製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國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獻祭為中心，實質上，是沒有道德準則的；孔子的觀點代表了中國人思想上一個根本的新起點。因此，他是中國文明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專注於道德價值的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
儒家學說取得了非凡成功。一個原因，它在道德上為當局和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很受統治者和富人歡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則為現狀提供了較純粹的世襲權力更牢固的基礎，從而，對改善政治和社會關係起了不斷的促進作用。儒家學說取得成功，還因為它合乎時機。它為中國和東亞大部分地區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準則，並作了合理說明。結果，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裏，它一直充當中國文明的基礎。到20世紀中葉，蔣介石總司令還竭力鼓吹恢復儒家道德標準，以支撐其反對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政權！
中國文明始於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以上這些因素也許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所必不可少的。中東的歷史有著明顯不同：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麵的根本變化。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車了根本變化。中國歷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過。盡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並二度為外來皇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隻是擾亂而非改變中國。中國有史以來經歷到的，僅僅是局限於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二、皇朝的循環
19世紀，有位觀察力敏銳、名叫托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評論道："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他這話係指，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歷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這種周期性改朝換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
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並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但漸漸地，皇朝由於個別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墮落和貴族集團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爭而遭到削弱。這種腐化墮落和派別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著終究靠生產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賦稅趨於增長，還因為對外戰爭耗資巨大，而皇帝又採取了準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於是，隨著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係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