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條主義的。早期去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對他們在那裏所遇見的人們互相容忍的態度，都有著極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人允許他們自由地傳播福音這一點，又驚又喜。1326年，佩魯賈的安德魯主教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在這幅員廣大的帝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個民族、每個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他們持有這樣一種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持有這樣一種錯誤觀點：人人都能夠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靈魂的拯救。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傳經講道。"傑出的義大利耶穌會會上利瑪竇曾在1582至1610年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的不好戰、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樣大為驚異。他寫道：
現在，我們對話宗教教派的探討即將結束。中國人中真正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認的見解是，這些…信仰其實可以合併為一，所有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應該信奉的。當然，在作如此判斷時，他們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於一個令人魂不守舍的錯誤，即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不同方式愈多，對公眾利益就愈有好處。
……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裏，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麵，他們截然不同於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家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裏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世界諸宗教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有著程度上的不同；這一點至今仍顯而易見。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的衛理公會主教馬文·a·富蘭克林在論述控製宇宙的問題時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很難想像，這種立場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員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採取的。他說：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麽，我們將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這些"別的羔羊"彰顯自己，然後才能確定基督教會對他們負有什麽責任。猜想出他們對上帝的觀念如何、是否對上帝讚美得不夠、走否需要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靈魂的拯救，是件頗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許會發現：基督教會必須將我們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經驗告訴他們，並向他們介紹能引導他們贖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發現的外界狀況需要什麽，基督教會將一馬當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製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隻鬚髮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麽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絕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於海外擴張。另一方麵，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著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讚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隻是在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欲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裏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
現在，我們對話宗教教派的探討即將結束。中國人中真正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認的見解是，這些…信仰其實可以合併為一，所有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應該信奉的。當然，在作如此判斷時，他們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於一個令人魂不守舍的錯誤，即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不同方式愈多，對公眾利益就愈有好處。
……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裏，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麵，他們截然不同於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家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裏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世界諸宗教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有著程度上的不同；這一點至今仍顯而易見。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的衛理公會主教馬文·a·富蘭克林在論述控製宇宙的問題時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很難想像，這種立場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員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採取的。他說：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麽，我們將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這些"別的羔羊"彰顯自己，然後才能確定基督教會對他們負有什麽責任。猜想出他們對上帝的觀念如何、是否對上帝讚美得不夠、走否需要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靈魂的拯救，是件頗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許會發現：基督教會必須將我們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經驗告訴他們，並向他們介紹能引導他們贖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發現的外界狀況需要什麽，基督教會將一馬當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製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隻鬚髮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麽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絕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於海外擴張。另一方麵，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著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讚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隻是在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欲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裏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