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臘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隻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群眾吵吵鬧鬧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裏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持。於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製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於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裏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後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隻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製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於荒野等死，隻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裏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製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係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夥人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採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隸製。在政治領域，第一次準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於，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後的30年裏，由於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鬥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並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後，他的兒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鬥爭更為尖銳複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於氏族血緣關係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準備議案外，並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於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於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裏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後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隻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製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於荒野等死，隻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裏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製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係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夥人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採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隸製。在政治領域，第一次準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於，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後的30年裏，由於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鬥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並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後，他的兒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鬥爭更為尖銳複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於氏族血緣關係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準備議案外，並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於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