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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作者：湯黎/餘祖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奕訢等人表示堅決不能接受讓外國人掌握中國的軍權，與李泰國進行了多輪的談判，最後決定主將仍由中國武官來擔任，阿思本為“幫同總統”。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原本抱了很大的希望可以指揮這支艦隊的，談判的結果無疑給他們潑了一瓢冷水。他們致函總理衙門，稱不能讓這支艦隊參加南京的行動，認為此乃“李泰國心術險詐，目前不願中國專權，即將來不準中國人接手”。阿思本也不同意談判後的結果，堅決要求按照出發前的英國訂立的合同由阿思本自己任艦隊司令，並限總理衙門在兩日內給予答覆，否則拒絕聽命並將解散艦隊。
奕訢深知軍權的重要，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堅持“中國兵權不可假手予外人”，堅決拒絕批準李泰國——阿思本合同。但清政府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整個事件中，清政府支出白銀173.2萬兩，收回106.8萬兩，損失66.4萬兩。這次事件中，奕訢外交手腕得到了展現，以致後來曾國藩在給奕訢的回信中稱：“欽佩無似”。李鴻章和曾國藩曾參與整個事件，最初曾國藩還擔心由他和李鴻章出麵道出此次購買艦隊的弊病，恐怕會招致奕訢的盛怒，因為購買外國艦隊乃“恭邸數年苦心經營之事”。但奕訢在阿思本艦隊風波過後的言詞間充滿勝利的喜悅並言及已採納曾、李的高見的書信，打消了兩人的疑慮。曾國藩後來在給其九弟的信中稱：“朝廷已成定局，從諫如流，令人感極生愧。”同時奕訢還努力設法開辦了第一所以教授語言為內容的近代學校“同文館”，並由北京向上海、廣州推廣。
第一股“自強”風潮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等多處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興起了，主要目標為“平內亂”的軍事計劃。後來李鴻章在給奕訢的一封牘函中豐富和發展了奕訢幾年前提出的“自強”思想。李鴻章這樣寫道：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2)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莫若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學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在這裏其實提出了兩個方麵的“自強”和近代化的建議：發展國家的工業；設專科取士，搞近代化的教育和培養近代化的人才。奕訢大為讚許，並積極推動施行。
中國人最早的一次出洋考察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向總理衙門請六個月的長假，回國結婚。同時建議中國能派出一個考察團隨同他一起到西方各國轉轉，了解一下各國的政情風俗，以為國內發展提供參考。奕訢非常支持，當即著手辦理此事：選派出洋考察人員和向兩宮太後稟報。
一聽說要出國，時人多有畏懼之心，縱使是同文館已經畢業的幾名外交人員，也對漂洋過海遠行視若畏途。無奈，中國近代第一次出洋考察的重任竟落在了一位63歲老人的肩上。這位老人名叫斌椿，因任職總理衙門時做了幾年赫德的中文教師兼辦文案，對西洋事物漸漸有了興趣，久懷出國遊歷開闊眼界之誌。因無人願往，奕訢正為出洋人選發愁時，斌椿“慨然願往”可解了燃眉之急。斌椿帶領的3位同文館學生和負責照顧父親的斌椿的兒子一行5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出洋考察團，他們肩負著“將所過之山川地勢，風土人情，詳細記載，繪圖貼說，帶回中國，以資印證”的重任。
110多天對10多個國家的訪問可讓這5位中國人開了眼界。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物質文明和古代文化盡現於中國政府官員的眼簾。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活字印刷、鐵路隧道、蒸汽機、起重機、傳真照片及一般攝影、顯微鏡及幻燈，大紡紗廠和兵工廠的生產情況等，使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代科技的偉大；埃及大金字塔和古太陽神廟，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劇，英國的白金漢宮、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監獄、報社、高等學院、植物園，法國的凡爾賽宮、拿破崙大帝的凱旋門等等，讓他們體會到了在中華儒家文化以外還有著璀璨豐富的西方文明。
回國後，他們按要求將出國考察見聞以文字形式記述下來。斌椿寫成《乘槎筆記》和《詩集》，考察團員張德彝著成《航海述奇》。此外，在辦理外事過程中，奕訢也深深體悟到的“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的道理，這些都成為推動奕訢克服重重阻力，規劃實行自強大計的巨大動力。他感到，當西方工業化潮流帶動各國紛紛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時候——火車奔馳、輪船暢通、電線高架、通訊便利等等，中國人卻依然沉醉於田園詩般靜謐的自然經濟生活，落後了！
英國人赫德和公使參贊威孚瑪也在敦促中國迅速實行改革，他們提交的《局外旁觀論》和《新議論略》無疑似兩枚炸彈，直投向老大帝國衰朽問題的中心。
必須要改革，麵對這股工業化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奕訢的自強計劃進入到大搞近代工業化、增強實力以“禦外侮”的第二階段，然而卻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各地方洋務大員隻接受部分近代工業化思想。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後，一方認為不必懷疑赫德和威孚瑪等提出的“援助”是“挾詐懷私”、從中漁利，而應乘機利用、學習技術，建設近代工業；但大部分洋務官員認為洋人越是渴求中國變革，就越是要拒絕它，以免落入洋人所設的圈套之中，此種意見的持有者包括曾國藩、左宗棠、劉坤一等重要人物。
奕訢深知軍權的重要，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堅持“中國兵權不可假手予外人”，堅決拒絕批準李泰國——阿思本合同。但清政府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整個事件中，清政府支出白銀173.2萬兩，收回106.8萬兩，損失66.4萬兩。這次事件中，奕訢外交手腕得到了展現，以致後來曾國藩在給奕訢的回信中稱：“欽佩無似”。李鴻章和曾國藩曾參與整個事件，最初曾國藩還擔心由他和李鴻章出麵道出此次購買艦隊的弊病，恐怕會招致奕訢的盛怒，因為購買外國艦隊乃“恭邸數年苦心經營之事”。但奕訢在阿思本艦隊風波過後的言詞間充滿勝利的喜悅並言及已採納曾、李的高見的書信，打消了兩人的疑慮。曾國藩後來在給其九弟的信中稱：“朝廷已成定局，從諫如流，令人感極生愧。”同時奕訢還努力設法開辦了第一所以教授語言為內容的近代學校“同文館”，並由北京向上海、廣州推廣。
第一股“自強”風潮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等多處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興起了，主要目標為“平內亂”的軍事計劃。後來李鴻章在給奕訢的一封牘函中豐富和發展了奕訢幾年前提出的“自強”思想。李鴻章這樣寫道：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2)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莫若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學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在這裏其實提出了兩個方麵的“自強”和近代化的建議：發展國家的工業；設專科取士，搞近代化的教育和培養近代化的人才。奕訢大為讚許，並積極推動施行。
中國人最早的一次出洋考察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向總理衙門請六個月的長假，回國結婚。同時建議中國能派出一個考察團隨同他一起到西方各國轉轉，了解一下各國的政情風俗，以為國內發展提供參考。奕訢非常支持，當即著手辦理此事：選派出洋考察人員和向兩宮太後稟報。
一聽說要出國，時人多有畏懼之心，縱使是同文館已經畢業的幾名外交人員，也對漂洋過海遠行視若畏途。無奈，中國近代第一次出洋考察的重任竟落在了一位63歲老人的肩上。這位老人名叫斌椿，因任職總理衙門時做了幾年赫德的中文教師兼辦文案，對西洋事物漸漸有了興趣，久懷出國遊歷開闊眼界之誌。因無人願往，奕訢正為出洋人選發愁時，斌椿“慨然願往”可解了燃眉之急。斌椿帶領的3位同文館學生和負責照顧父親的斌椿的兒子一行5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出洋考察團，他們肩負著“將所過之山川地勢，風土人情，詳細記載，繪圖貼說，帶回中國，以資印證”的重任。
110多天對10多個國家的訪問可讓這5位中國人開了眼界。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物質文明和古代文化盡現於中國政府官員的眼簾。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活字印刷、鐵路隧道、蒸汽機、起重機、傳真照片及一般攝影、顯微鏡及幻燈，大紡紗廠和兵工廠的生產情況等，使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代科技的偉大；埃及大金字塔和古太陽神廟，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劇，英國的白金漢宮、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監獄、報社、高等學院、植物園，法國的凡爾賽宮、拿破崙大帝的凱旋門等等，讓他們體會到了在中華儒家文化以外還有著璀璨豐富的西方文明。
回國後，他們按要求將出國考察見聞以文字形式記述下來。斌椿寫成《乘槎筆記》和《詩集》，考察團員張德彝著成《航海述奇》。此外，在辦理外事過程中，奕訢也深深體悟到的“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的道理，這些都成為推動奕訢克服重重阻力，規劃實行自強大計的巨大動力。他感到，當西方工業化潮流帶動各國紛紛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時候——火車奔馳、輪船暢通、電線高架、通訊便利等等，中國人卻依然沉醉於田園詩般靜謐的自然經濟生活，落後了！
英國人赫德和公使參贊威孚瑪也在敦促中國迅速實行改革，他們提交的《局外旁觀論》和《新議論略》無疑似兩枚炸彈，直投向老大帝國衰朽問題的中心。
必須要改革，麵對這股工業化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奕訢的自強計劃進入到大搞近代工業化、增強實力以“禦外侮”的第二階段，然而卻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各地方洋務大員隻接受部分近代工業化思想。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後，一方認為不必懷疑赫德和威孚瑪等提出的“援助”是“挾詐懷私”、從中漁利，而應乘機利用、學習技術，建設近代工業；但大部分洋務官員認為洋人越是渴求中國變革，就越是要拒絕它，以免落入洋人所設的圈套之中，此種意見的持有者包括曾國藩、左宗棠、劉坤一等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