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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作者：湯黎/餘祖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獨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藎遺騷雅，高風問楚濱；
懷沙數行淚，飲恨汨羅津。
自比蒙冤被逐的忠臣屈原，大聲訴說舉世皆醉惟我獨醒的哀怨。而這時大清的朝堂之上也確乏清醒之臣，剿滅太平軍北伐部隊的暫時勝利讓滿朝君臣都鬆了一口大氣，並產生了陶醉感。麵對大清的種種災難，作為大清的皇子，奕訢的心靈一刻也沒有寧靜過，他時時關注著日益惡化的時局。
雖然由於太平軍在鹹豐六年八月（1856年9月）“天京變亂”的血腥內訌之後走向衰落，大清王朝內憂暫時緩和，但外患加劇，西方列強的侵淩日益緊迫，鹹豐六年正月發生了“馬神甫事件”，九月又發生了“亞羅號事件”。“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起因是一個名叫馬賴的法國天主教神甫非法潛入廣西西林縣活動，犯有種種劣行，被西林知縣張鳴鳳抓起來判了死刑。“亞羅號事件”則起因於中國水師檢查走私，在中國船亞羅號上查獲了海盜。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藉口亞羅號曾在香港領過英籍登記證（事實是早已過期），對中國水師船隻檢查橫加幹涉，引發外交摩擦。英法兩國以此為藉口，聯手發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鹹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入侵大清帝國南大門，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美俄兩國也趁火打劫，以圖共同分贓。
鹹豐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突襲大沽炮台。炮台守軍英勇反抗，奮不顧身，甚至與敵人展開肉搏戰，他們捨身殺敵的壯舉，使敵人大為驚駭。就在炮台守軍與英法聯軍激戰之時，直隸總督譚廷襄臨陣脫逃，使炮台守軍鬥誌一落千丈，又由於清軍武器落後、防務簡陋，關係京師安危的大沽炮台隨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聯軍占領。之後，英法聯合艦隊溯白河而上，暢通無阻，直撲天津，並揚言要進攻北京。清廷無力抵抗，一心求和。四月十七（5月29日），慌亂之中的鹹豐帝採納欽差大臣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等人的主張，力主妥協，委派耆英為欽差大臣，主持對英法的和談。然而，在此之前，英國軍隊攻陷廣州時，英軍在繳獲的兩廣總督府文件中，發現了耆英主張對英要採取外和內硬兩麵對付手法的奏報，英方認為耆英不夠坦誠，所以，英方對耆英主持談判予以反對。五月，耆英到天津，要求會見英國代表額爾金，遭其拒絕，中英談判由此瀕於破裂。桂良通知英方，中國已經做出讓步，準備允許外國公使駐紮天津。耆英再次正式告知英方，他是談判的中方全權大臣，額爾金仍不出麵，隻委派副代表李泰國見耆英。耆英告訴李泰國，他和李泰國的父親李喬治（英國駐廣州首任領事）是好友，希望以此來打動李泰國。而李泰國非但不買耆英的帳，反而當著耆英的麵公開宣讀英方繳獲的耆英“佯示友好，安撫夷人”的奏疏，當麵羞辱耆英。
在這種情況下，桂良、花沙納恐阻和議，於是上奏朝廷，請求召回耆英。鹹豐帝接奏後，感到困惑，責問桂良等為何不讓有經驗的耆英參加談判？但這一諭旨尚未送到天津的時候，耆英已經踏上返回京城之路。鹹豐帝責其畏縮無能，辦理不善，且借辭推卸責任，又未奉特旨，擅自回京，於是將其下獄議罪。奕訢等人奏擬將耆英定為“絞監候”，先禁牢中，等春、秋兩季再正式下令處死。而肅順卻單獨上書，說：“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潛奔，成何事體？”鹹豐帝遂賜耆英自盡。
議和期間，恭親王奕訢曾上奏鹹豐帝反對對英法侵略者委曲求全，指出“夷性無厭”，倘若“因其桀驁，勉強議準，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並提出三條解圍計策：一、訓練天津鄉勇；二、增強僧格林沁所部軍力；三、命令廣東鄉兵攻擊香港，“圍魏救趙”。這一、二兩策，在當年擊敗北伐的太平軍時就被證實十分有效，第三條計謀更有創意，鹹豐帝眼睛為之一亮，並命大臣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對策。但是，奕訢的計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前往天津議和的桂良和花沙納等人，就已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縮，甚至將鹹豐帝關於設法阻止英法兩國公使的上諭拋置腦後，全盤接受英、法、俄、美四國要求，先後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同年西曆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喪失了中國的主權，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第五章 臨危受命(2)
天津妥協求和的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官員群起反對。奕訢也向鹹豐帝上奏，不顧嶽父的情麵，指名道姓批評桂良的妥協軟弱，並嚴斥英法所提各項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認為，江岸通商“萬不能準”。他說，長江兩岸“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逼處此。”吏部尚書周祖培、禦史尹耕雲等數十人聯名上書，列舉公使駐北京之“八害”，主張以武力抵抗英法聯軍的侵略。鹹豐帝也非常憤懣，曾令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寧願以免除關稅來換取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換約。但是，英法方麵不容變易《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
忠藎遺騷雅，高風問楚濱；
懷沙數行淚，飲恨汨羅津。
自比蒙冤被逐的忠臣屈原，大聲訴說舉世皆醉惟我獨醒的哀怨。而這時大清的朝堂之上也確乏清醒之臣，剿滅太平軍北伐部隊的暫時勝利讓滿朝君臣都鬆了一口大氣，並產生了陶醉感。麵對大清的種種災難，作為大清的皇子，奕訢的心靈一刻也沒有寧靜過，他時時關注著日益惡化的時局。
雖然由於太平軍在鹹豐六年八月（1856年9月）“天京變亂”的血腥內訌之後走向衰落，大清王朝內憂暫時緩和，但外患加劇，西方列強的侵淩日益緊迫，鹹豐六年正月發生了“馬神甫事件”，九月又發生了“亞羅號事件”。“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起因是一個名叫馬賴的法國天主教神甫非法潛入廣西西林縣活動，犯有種種劣行，被西林知縣張鳴鳳抓起來判了死刑。“亞羅號事件”則起因於中國水師檢查走私，在中國船亞羅號上查獲了海盜。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藉口亞羅號曾在香港領過英籍登記證（事實是早已過期），對中國水師船隻檢查橫加幹涉，引發外交摩擦。英法兩國以此為藉口，聯手發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鹹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入侵大清帝國南大門，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美俄兩國也趁火打劫，以圖共同分贓。
鹹豐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突襲大沽炮台。炮台守軍英勇反抗，奮不顧身，甚至與敵人展開肉搏戰，他們捨身殺敵的壯舉，使敵人大為驚駭。就在炮台守軍與英法聯軍激戰之時，直隸總督譚廷襄臨陣脫逃，使炮台守軍鬥誌一落千丈，又由於清軍武器落後、防務簡陋，關係京師安危的大沽炮台隨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聯軍占領。之後，英法聯合艦隊溯白河而上，暢通無阻，直撲天津，並揚言要進攻北京。清廷無力抵抗，一心求和。四月十七（5月29日），慌亂之中的鹹豐帝採納欽差大臣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等人的主張，力主妥協，委派耆英為欽差大臣，主持對英法的和談。然而，在此之前，英國軍隊攻陷廣州時，英軍在繳獲的兩廣總督府文件中，發現了耆英主張對英要採取外和內硬兩麵對付手法的奏報，英方認為耆英不夠坦誠，所以，英方對耆英主持談判予以反對。五月，耆英到天津，要求會見英國代表額爾金，遭其拒絕，中英談判由此瀕於破裂。桂良通知英方，中國已經做出讓步，準備允許外國公使駐紮天津。耆英再次正式告知英方，他是談判的中方全權大臣，額爾金仍不出麵，隻委派副代表李泰國見耆英。耆英告訴李泰國，他和李泰國的父親李喬治（英國駐廣州首任領事）是好友，希望以此來打動李泰國。而李泰國非但不買耆英的帳，反而當著耆英的麵公開宣讀英方繳獲的耆英“佯示友好，安撫夷人”的奏疏，當麵羞辱耆英。
在這種情況下，桂良、花沙納恐阻和議，於是上奏朝廷，請求召回耆英。鹹豐帝接奏後，感到困惑，責問桂良等為何不讓有經驗的耆英參加談判？但這一諭旨尚未送到天津的時候，耆英已經踏上返回京城之路。鹹豐帝責其畏縮無能，辦理不善，且借辭推卸責任，又未奉特旨，擅自回京，於是將其下獄議罪。奕訢等人奏擬將耆英定為“絞監候”，先禁牢中，等春、秋兩季再正式下令處死。而肅順卻單獨上書，說：“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潛奔，成何事體？”鹹豐帝遂賜耆英自盡。
議和期間，恭親王奕訢曾上奏鹹豐帝反對對英法侵略者委曲求全，指出“夷性無厭”，倘若“因其桀驁，勉強議準，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並提出三條解圍計策：一、訓練天津鄉勇；二、增強僧格林沁所部軍力；三、命令廣東鄉兵攻擊香港，“圍魏救趙”。這一、二兩策，在當年擊敗北伐的太平軍時就被證實十分有效，第三條計謀更有創意，鹹豐帝眼睛為之一亮，並命大臣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對策。但是，奕訢的計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前往天津議和的桂良和花沙納等人，就已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縮，甚至將鹹豐帝關於設法阻止英法兩國公使的上諭拋置腦後，全盤接受英、法、俄、美四國要求，先後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同年西曆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喪失了中國的主權，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第五章 臨危受命(2)
天津妥協求和的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官員群起反對。奕訢也向鹹豐帝上奏，不顧嶽父的情麵，指名道姓批評桂良的妥協軟弱，並嚴斥英法所提各項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認為，江岸通商“萬不能準”。他說，長江兩岸“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逼處此。”吏部尚書周祖培、禦史尹耕雲等數十人聯名上書，列舉公使駐北京之“八害”，主張以武力抵抗英法聯軍的侵略。鹹豐帝也非常憤懣，曾令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寧願以免除關稅來換取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換約。但是，英法方麵不容變易《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