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民知道自己其實一直擁有言論自由之後，於是那些喜歡造謠的媒體和網站這次就慘了，報紙和網絡上，對他們基本上都是一片怒罵。而且人民竟然理性起來，大家紛紛宣傳，要抵製這些報紙和網站。不購買他們的報紙，不瀏覽他們的網站。以達到將這些垃圾驅逐出新聞領域的目的。
對此，執掌中宣部，一貫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驚訝了。人民表現出的理性，所採取行動所表現的理智，甚至可以說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實說白了呢，這事也簡單。人民起先並不知道“言論自由”的含義，對於那些敢於說些“出格言論”的媒體，人民認為他們有什麽特別的背景，所以對他們有興趣。
而違憲案之後，人民算是明白這些出格言論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了不起，國家不搭理他們，也隻是因為有憲法在保障言論自由而以。而有了這個覺悟之後，大家卻對於 “出格言論”失去了興趣，那些媒體就是靠這個在賺錢而以，人民可沒有那些閑錢給這幫混蛋。
在媒體上，大篇大篇的張貼著委員會相關討論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可以無償轉載的。人民也開始本著自己的立場討論“食品券”到底應該是“福利”還是“保障” 的問題。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離現在也不過30多年。如果從全國都參與到推翻蔣介石政府的行動開始計算，也就是從1937年開始計算的話，那就隻有二十多年。
人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錢，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錢。可以購買的東西是那麽多，收入增長的速度遠沒有欲望增長的速度快。這個矛盾，接著這次食品券的討論，來了一次總展現。
有人開始在網絡上宣傳，人民有旁聽人大討論的權力，這是在《人大法》當中所規定的。於是《人大法》的相關條文以及解釋，也被貼在網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國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來自於民間的申請，期望能夠旁聽“食品券發放委員會”的會議。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3月1日
我的叔叔傑克貝爾登1941年獲得中華共和國北京市榮譽市民後的頭五年，他一直在為共和國最大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撰寫文章。從1946年到 1956年，他嚐試著在中國發行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而且看起來，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傑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國開發的網絡傳媒上，而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過唯一遺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國很難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國旅行家和商人把這個古老國家的情況帶回美國之後，美國人民才得以逐漸了解這個國家。當然，就我個人看法，在來走私的衛星信號接收設備在美國開始流行的時候，美國政府才終於沒有能力壓製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時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見到我的傑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裝了一個衛星接收設備。而我第三天看到的衛星節目當中，就有對我叔叔的專訪。我的母親指著電視裏麵那個人說，“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紐約時報委託，前往共和國，主要採訪馬上就要舉行的奧運會。在共和國的衛星節目當中，這可是重點宣傳的對象。在美國不少媒體當中，都把這次奧運會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據說那屆奧運會是當時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屆奧運會。而1964年奧運會，共和國方麵將向全球現場轉播絕大部分賽事。僅僅這一點，就讓美國民眾的情緒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選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國青年一樣，對中國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這個國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國的人脈，或許也能夠讓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報導。這是我希望的，也是紐約時報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輪船前往中國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裏與我的傑克叔叔匯合，然後又乘坐火車前往北京。奧運會的主會場就設在那裏。
在中國，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車。我是在下午9點左右坐上從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車的。這是一種非常漂亮的火車，也是中國客貨分離之後的標準客車。每小時時速可以達到180公裏。晚上9點30分發車，第二天早上7點30分到站。所以火車車廂基本都是臥鋪，旅客們可以很舒適的在火車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誤第二天的安排。而這個班次的火車可謂一票難求。
就我的觀察，中國的上海現在更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而並非一個城市，歷史上，這座城市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這座城市本身已經麵目全非。我拿著一份共和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這份報紙的第二版和第三版，與其說是報紙，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釋。今天的內容是針對中國民眾對奧運會投資高達 1000億人民幣（也就是60億美元）的質疑，對此，共和國政府的解釋是，這裏麵的很多城市的體育場館都是早就經過各地人大審批通過的，而且列出了相應的人大決議的文號。在公告的最後，政府認為“不同的統計模式，就會產生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歸根結底，共和國政府絕對不會拿著人民的稅收去粉飾太平。”
據傑克叔叔所說，根據這些文號，共和國民眾就可以在官方網站上查到相應的文件。
對此，執掌中宣部，一貫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驚訝了。人民表現出的理性，所採取行動所表現的理智，甚至可以說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實說白了呢，這事也簡單。人民起先並不知道“言論自由”的含義，對於那些敢於說些“出格言論”的媒體，人民認為他們有什麽特別的背景，所以對他們有興趣。
而違憲案之後，人民算是明白這些出格言論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了不起，國家不搭理他們，也隻是因為有憲法在保障言論自由而以。而有了這個覺悟之後，大家卻對於 “出格言論”失去了興趣，那些媒體就是靠這個在賺錢而以，人民可沒有那些閑錢給這幫混蛋。
在媒體上，大篇大篇的張貼著委員會相關討論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可以無償轉載的。人民也開始本著自己的立場討論“食品券”到底應該是“福利”還是“保障” 的問題。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離現在也不過30多年。如果從全國都參與到推翻蔣介石政府的行動開始計算，也就是從1937年開始計算的話，那就隻有二十多年。
人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錢，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錢。可以購買的東西是那麽多，收入增長的速度遠沒有欲望增長的速度快。這個矛盾，接著這次食品券的討論，來了一次總展現。
有人開始在網絡上宣傳，人民有旁聽人大討論的權力，這是在《人大法》當中所規定的。於是《人大法》的相關條文以及解釋，也被貼在網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國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來自於民間的申請，期望能夠旁聽“食品券發放委員會”的會議。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3月1日
我的叔叔傑克貝爾登1941年獲得中華共和國北京市榮譽市民後的頭五年，他一直在為共和國最大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撰寫文章。從1946年到 1956年，他嚐試著在中國發行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而且看起來，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傑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國開發的網絡傳媒上，而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過唯一遺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國很難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國旅行家和商人把這個古老國家的情況帶回美國之後，美國人民才得以逐漸了解這個國家。當然，就我個人看法，在來走私的衛星信號接收設備在美國開始流行的時候，美國政府才終於沒有能力壓製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時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見到我的傑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裝了一個衛星接收設備。而我第三天看到的衛星節目當中，就有對我叔叔的專訪。我的母親指著電視裏麵那個人說，“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紐約時報委託，前往共和國，主要採訪馬上就要舉行的奧運會。在共和國的衛星節目當中，這可是重點宣傳的對象。在美國不少媒體當中，都把這次奧運會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據說那屆奧運會是當時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屆奧運會。而1964年奧運會，共和國方麵將向全球現場轉播絕大部分賽事。僅僅這一點，就讓美國民眾的情緒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選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國青年一樣，對中國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這個國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國的人脈，或許也能夠讓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報導。這是我希望的，也是紐約時報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輪船前往中國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裏與我的傑克叔叔匯合，然後又乘坐火車前往北京。奧運會的主會場就設在那裏。
在中國，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車。我是在下午9點左右坐上從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車的。這是一種非常漂亮的火車，也是中國客貨分離之後的標準客車。每小時時速可以達到180公裏。晚上9點30分發車，第二天早上7點30分到站。所以火車車廂基本都是臥鋪，旅客們可以很舒適的在火車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誤第二天的安排。而這個班次的火車可謂一票難求。
就我的觀察，中國的上海現在更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而並非一個城市，歷史上，這座城市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這座城市本身已經麵目全非。我拿著一份共和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這份報紙的第二版和第三版，與其說是報紙，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釋。今天的內容是針對中國民眾對奧運會投資高達 1000億人民幣（也就是60億美元）的質疑，對此，共和國政府的解釋是，這裏麵的很多城市的體育場館都是早就經過各地人大審批通過的，而且列出了相應的人大決議的文號。在公告的最後，政府認為“不同的統計模式，就會產生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歸根結底，共和國政府絕對不會拿著人民的稅收去粉飾太平。”
據傑克叔叔所說，根據這些文號，共和國民眾就可以在官方網站上查到相應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