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你還是有陰謀。這麽點小事你怎麽會跑我這裏來？”沈茂等沈凝放下電話，這才問道。
“沒有任何陰謀，現在北京太難進了。您還能不知道中央裏麵派係鬥爭有多激烈。我是不想輕易讓武漢的同事知道我想去北京這件事。讓大家知道了，在沒有考上，我這可就麻煩大了。”沈凝說道。
“在地方上有什麽不好？非得去北京？丫頭，你想北京的家了？”沈茂很奇怪。
“地方上現在太亂，北京國稅在製度構建上很穩定了。我也不是多想出人頭地，能夠在國稅就這麽穩穩噹噹幹下去就好。武漢的渾水，我可不想摻乎太多。”沈凝隨口答道。
這個回答讓沈茂立刻警覺起來，他表麵上不動聲色，還是和沈凝隨便聊起一些閑事。
武漢能有多亂呢？沈茂很好奇。湖北省委書記是洪川，在他治理下，湖北這幾年經濟還是不錯的，作為水路、航路、鐵路的中心，武漢物流係統的地位牢不可破。工作麻煩可以理解，但是武漢很亂，這就有點不可思議了。但是河南省委書記插手湖北事務，這根本就是不能被允許的。沈茂對自己的老地盤頗為好奇，好奇歸好奇，沈茂可沒有膽量去真的關心。
共和國的內部紛爭在蘇聯沒有什麽影響，赫魯雪夫同誌對共和國的廉價民用商品非常滿意，共和國對貝加爾湖的銅礦同樣滿意。貿易就是互通有無，國內市場的生產力釋放出來之後，共和國國內消化不了的產品換回國內缺乏的物資，這是皆大歡喜的辦法。蘇聯提高了工資水平，卻沒有足夠的消費品。東歐的民用產品和共和國比較起來質次價高，現在這個問題得以解決。共和國的民用品可是和美國人在市場爭奪當中不落下風的，蘇聯人自然是頗為滿意。
美國官方沒有什麽表態，民間再反共，商人追求的是利潤，和共和國做生意有利潤，那就可以做。如果從消極一點的角度來看，共和國堵住了美國和蘇聯在亞洲進行更大規模冷戰的可能，美國人的花費少了，也不用擔心蘇聯控製整個亞洲。隻要封堵住共和國繼續向南挺進的步伐，美國人在亞洲也消停不少。
1955年過去了僅僅兩天，1956年1月2日，在印度尼西亞，內戰爆發了。
所謂民族主義這玩意，建立需要一個過程。而在建立的過程當中，註定是和暴力衝突同時存在。印尼在擺脫了殖民統治之後，實際上是由20個左右的國家形成的邦聯製。作為前殖民地，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國家的概念，所以連聯邦製都無法組建，隻能夠以一種更加鬆散的邦聯製來維持運作。
不得不說，馬共在處理國家問題的時候犯下了大錯。中國人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共同文化，所以誰是敵人非常容易了解。而印尼這個新的國家一旦挑起了和中國一樣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麽誰是敵人，就會被誤導向其它方向。
中國土星共同體擺脫這種錯誤趨勢，是以中國土星共同體在黨內深化教育為解決手段的。土星共同體根本就沒有提出什麽“民族概念”。對於所謂“民族問題”，土星共同體認為隻有地區的不同，隻有階級的不同，沒有人民的不同。領導人民翻身解放，打倒舊的壓迫者。然後新的國家，新的文化和製度，張開雙臂歡迎被解放的人民大眾。
例如對穆斯林，土星共同體就領導普通人民革了阿訇們的命，造了封建宗教製度的反。工業、農業、學校、醫療，一舉替代了舊有宗教秩序。貧困的過去，統統被歸於舊有宗教上層的惡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則是放棄了舊秩序的結果。
鎮壓阿訇是土星共同體對穆斯林和回教的重點工作，凡是有惡行阿訇，一個都不放過。量刑盡可能往高了走。武器批判完這些人，再用批判的武器組建了學校係統。宗教思想統統被強行束之高閣。新時代，新風尚，人民翻身做主人。“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人民政府對穆斯林的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兒童的教育可謂關心備至，科學文化教育決不能拉下。自然科學是打破一切宗教神話的絕佳利器，這麽十幾年之後，接受過文化教育的穆斯林和回族，宗教的影響力一落千丈。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民族劃分，其理由也非常充足，幾萬年來人類的進化史可謂鐵證如山，所謂穆斯林的神話除了幾本宗教典籍之外，根本無法證明。必須用理性的態度對待世界，這是共和國公民的義務。
文明徵服了野蠻，理性消滅了愚昧。當中國穆斯林也能夠理解“所有民族劃分都是一個生硬的偽命題，是用來轉移矛盾而誕生的謊言。”之後，穆斯林也就不是穆斯林了。
至於地區發展問題，一直是共和國的主要政策。地區扶植，地區開發替代了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民族劃分，穆斯林當中的明白人率先融入了社會，這些精英份子帶領著曾經被蒙蔽的群眾，大踏步進入了現代化。
但是在印度尼西亞，馬共和印尼當地人沒有足夠的理論知識，以及足夠的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於是民族主義提出的敵我劃分，很快給了群眾對於自己貧困生活的解釋。“原來我們的財富都被敵人給拿走了。”在英國人、美國人的扶植下，幾個以殖民地走狗為核心的邦聯當局，靠援助暫時緩解了經濟問題，然後就把所有罪孽都推到了“華人”這個目標上去。
“沒有任何陰謀，現在北京太難進了。您還能不知道中央裏麵派係鬥爭有多激烈。我是不想輕易讓武漢的同事知道我想去北京這件事。讓大家知道了，在沒有考上，我這可就麻煩大了。”沈凝說道。
“在地方上有什麽不好？非得去北京？丫頭，你想北京的家了？”沈茂很奇怪。
“地方上現在太亂，北京國稅在製度構建上很穩定了。我也不是多想出人頭地，能夠在國稅就這麽穩穩噹噹幹下去就好。武漢的渾水，我可不想摻乎太多。”沈凝隨口答道。
這個回答讓沈茂立刻警覺起來，他表麵上不動聲色，還是和沈凝隨便聊起一些閑事。
武漢能有多亂呢？沈茂很好奇。湖北省委書記是洪川，在他治理下，湖北這幾年經濟還是不錯的，作為水路、航路、鐵路的中心，武漢物流係統的地位牢不可破。工作麻煩可以理解，但是武漢很亂，這就有點不可思議了。但是河南省委書記插手湖北事務，這根本就是不能被允許的。沈茂對自己的老地盤頗為好奇，好奇歸好奇，沈茂可沒有膽量去真的關心。
共和國的內部紛爭在蘇聯沒有什麽影響，赫魯雪夫同誌對共和國的廉價民用商品非常滿意，共和國對貝加爾湖的銅礦同樣滿意。貿易就是互通有無，國內市場的生產力釋放出來之後，共和國國內消化不了的產品換回國內缺乏的物資，這是皆大歡喜的辦法。蘇聯提高了工資水平，卻沒有足夠的消費品。東歐的民用產品和共和國比較起來質次價高，現在這個問題得以解決。共和國的民用品可是和美國人在市場爭奪當中不落下風的，蘇聯人自然是頗為滿意。
美國官方沒有什麽表態，民間再反共，商人追求的是利潤，和共和國做生意有利潤，那就可以做。如果從消極一點的角度來看，共和國堵住了美國和蘇聯在亞洲進行更大規模冷戰的可能，美國人的花費少了，也不用擔心蘇聯控製整個亞洲。隻要封堵住共和國繼續向南挺進的步伐，美國人在亞洲也消停不少。
1955年過去了僅僅兩天，1956年1月2日，在印度尼西亞，內戰爆發了。
所謂民族主義這玩意，建立需要一個過程。而在建立的過程當中，註定是和暴力衝突同時存在。印尼在擺脫了殖民統治之後，實際上是由20個左右的國家形成的邦聯製。作為前殖民地，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國家的概念，所以連聯邦製都無法組建，隻能夠以一種更加鬆散的邦聯製來維持運作。
不得不說，馬共在處理國家問題的時候犯下了大錯。中國人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共同文化，所以誰是敵人非常容易了解。而印尼這個新的國家一旦挑起了和中國一樣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麽誰是敵人，就會被誤導向其它方向。
中國土星共同體擺脫這種錯誤趨勢，是以中國土星共同體在黨內深化教育為解決手段的。土星共同體根本就沒有提出什麽“民族概念”。對於所謂“民族問題”，土星共同體認為隻有地區的不同，隻有階級的不同，沒有人民的不同。領導人民翻身解放，打倒舊的壓迫者。然後新的國家，新的文化和製度，張開雙臂歡迎被解放的人民大眾。
例如對穆斯林，土星共同體就領導普通人民革了阿訇們的命，造了封建宗教製度的反。工業、農業、學校、醫療，一舉替代了舊有宗教秩序。貧困的過去，統統被歸於舊有宗教上層的惡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則是放棄了舊秩序的結果。
鎮壓阿訇是土星共同體對穆斯林和回教的重點工作，凡是有惡行阿訇，一個都不放過。量刑盡可能往高了走。武器批判完這些人，再用批判的武器組建了學校係統。宗教思想統統被強行束之高閣。新時代，新風尚，人民翻身做主人。“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人民政府對穆斯林的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兒童的教育可謂關心備至，科學文化教育決不能拉下。自然科學是打破一切宗教神話的絕佳利器，這麽十幾年之後，接受過文化教育的穆斯林和回族，宗教的影響力一落千丈。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民族劃分，其理由也非常充足，幾萬年來人類的進化史可謂鐵證如山，所謂穆斯林的神話除了幾本宗教典籍之外，根本無法證明。必須用理性的態度對待世界，這是共和國公民的義務。
文明徵服了野蠻，理性消滅了愚昧。當中國穆斯林也能夠理解“所有民族劃分都是一個生硬的偽命題，是用來轉移矛盾而誕生的謊言。”之後，穆斯林也就不是穆斯林了。
至於地區發展問題，一直是共和國的主要政策。地區扶植，地區開發替代了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民族劃分，穆斯林當中的明白人率先融入了社會，這些精英份子帶領著曾經被蒙蔽的群眾，大踏步進入了現代化。
但是在印度尼西亞，馬共和印尼當地人沒有足夠的理論知識，以及足夠的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於是民族主義提出的敵我劃分，很快給了群眾對於自己貧困生活的解釋。“原來我們的財富都被敵人給拿走了。”在英國人、美國人的扶植下，幾個以殖民地走狗為核心的邦聯當局，靠援助暫時緩解了經濟問題，然後就把所有罪孽都推到了“華人”這個目標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