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製度的形成
元朝的行政機構是同中央集權製相適應的。秦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國家。秦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行政機構的設置基本上繼承了秦漢的製度，但都有一些改革和發展。元代的行省製度就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製度的一個重大發展。
忽必烈即位前，蒙古政權的行政機構很不完善，還屬於“草創之初，未暇為經久之規”。忽必烈即位後，採用漢族地主知識分子的建議，考求前代的典章製度，行政機構開始按照漢族封建國家機器的規格，逐步完善起來。
元朝中央一級的行政機構，主要由總政務的中書省、掌兵權的樞密院和管監察的禦史台所組成。中書省始建於太宗窩闊台時，憲宗蒙哥時廢。忽必烈即位後，根據劉秉忠等人的建議重建，設有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等，並以太子為中書令，作為中書省的首腦。蒙古人尚右，故右丞相、右丞分別高於左丞相、左丞。中書令至參知政事都稱為丞相。中書省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樞密院主要由院使、知院、同知等掌管。禦史台的最高長官為禦史大夫。此外，還有大司農掌管農桑水利，翰林兼國史院掌製誥文書、修國史，集賢院掌管學校、徵集人才，宣政院掌宗教、吐蕃事務，宣徽院掌諸王供應，太史院掌天文、曆法，操作院掌工藝，通政院掌驛傳。這些都是中央的專門機構。
元朝把我國各地劃為若幹行省，建立了行省製度。“行省”的名稱，金朝就開始使用了。元朝的統一全國過程中，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設立了不少行中書省，以代表中書省在地方上行使職權。1287年，忽必烈在全國範圍內設行中書省，作為地方一級的行政機構。行中書省的權力是很大的，它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等。行省的最高長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設有右左丞、參知政事等。這樣，就做到了“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份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政體合一，行政機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元朝的疆域十分遼闊，所謂“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因此10個行省中就有4個行省涉及到邊遠地區。例如嶺北行省的治所設在和林，稱和寧路，管轄範圍除了蒙古高原外，北邊一直到北冰洋；東北地區主要由遼陽行省管轄，設開元路，管轄黑龍江中遊，設水達打路，管轄黑龍江下遊和烏蘇裏江流域，又在黑龍江口奴兒幹地方設征東元帥府，管理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元朝又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所以，行省製度使這些地區和中原地區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對這些地方的管轄無異於內地。
為了加強行省與行省之間、行省與中央之間的聯繫，加強國內的交通，元朝政府在全國普遍設立了驛站，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急遞鋪，每10裏、15裏或20裏設以急遞鋪。因此，中央的文書或地方的公文，可以很快傳遞。驛站製度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和指揮。
元代以後，“行省”這個名稱一直沿用下來。元代的行省劃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省規模。
紅巾軍起義
元朝末年，吏治腐敗，財政破產，軍備廢弛。大批蒙古貴族、官僚通過受賜、占奪等方式轉變為大土地所有者，如權臣伯顏一次所受賜田即達5000頃之多。漢族地主也大肆兼併土地。官府則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全國稅額比元初增加20倍。廣大農民在沉重的封建負擔下日益喪失土地，破產流亡。而中原連年災荒，更使得百姓無計為生。元政府還推行嚴厲的民族壓迫政策，妄圖以此鎮壓以漢族為主體的反元鬥爭，伯顏甚至揚言要殺絕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這些倒行逆施，更激起統治危機，終於導致了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紅巾軍起義。
第42節：歷史上的那些事兒(42)
這次起義的導火索是修治黃河事件。當時，黃河屢屢泛濫，給沿河中下遊的河南、山東等地的廣大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這些災民中普遍流行著一個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政府徵發對梁、大名等13路農民15萬人修治黃河，並派兵2萬沿河鎮壓。監督修河的官吏貪汙作弊，任意剋扣民工“食錢”，致使民工挨餓受凍，群情激憤。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便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韓山童的祖父，原來就是北方白蓮教的一個領袖人物。到了韓山童時，白蓮教在教義宣傳、群眾基礎、政治鬥爭目標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韓山童以白蓮教主的身份宣稱：“明王出世”即“彌勒佛下生”。“明王”、“彌勒”是當時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隻要明王出世、彌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這一通俗、簡明的號召，有力地吸引了當時陷於貧困絕境的農民。
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宣誓起義。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占領了潁州。義軍頭裹紅巾，人稱紅巾軍。
元朝的行政機構是同中央集權製相適應的。秦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國家。秦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行政機構的設置基本上繼承了秦漢的製度，但都有一些改革和發展。元代的行省製度就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製度的一個重大發展。
忽必烈即位前，蒙古政權的行政機構很不完善，還屬於“草創之初，未暇為經久之規”。忽必烈即位後，採用漢族地主知識分子的建議，考求前代的典章製度，行政機構開始按照漢族封建國家機器的規格，逐步完善起來。
元朝中央一級的行政機構，主要由總政務的中書省、掌兵權的樞密院和管監察的禦史台所組成。中書省始建於太宗窩闊台時，憲宗蒙哥時廢。忽必烈即位後，根據劉秉忠等人的建議重建，設有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等，並以太子為中書令，作為中書省的首腦。蒙古人尚右，故右丞相、右丞分別高於左丞相、左丞。中書令至參知政事都稱為丞相。中書省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樞密院主要由院使、知院、同知等掌管。禦史台的最高長官為禦史大夫。此外，還有大司農掌管農桑水利，翰林兼國史院掌製誥文書、修國史，集賢院掌管學校、徵集人才，宣政院掌宗教、吐蕃事務，宣徽院掌諸王供應，太史院掌天文、曆法，操作院掌工藝，通政院掌驛傳。這些都是中央的專門機構。
元朝把我國各地劃為若幹行省，建立了行省製度。“行省”的名稱，金朝就開始使用了。元朝的統一全國過程中，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設立了不少行中書省，以代表中書省在地方上行使職權。1287年，忽必烈在全國範圍內設行中書省，作為地方一級的行政機構。行中書省的權力是很大的，它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等。行省的最高長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設有右左丞、參知政事等。這樣，就做到了“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份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政體合一，行政機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元朝的疆域十分遼闊，所謂“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因此10個行省中就有4個行省涉及到邊遠地區。例如嶺北行省的治所設在和林，稱和寧路，管轄範圍除了蒙古高原外，北邊一直到北冰洋；東北地區主要由遼陽行省管轄，設開元路，管轄黑龍江中遊，設水達打路，管轄黑龍江下遊和烏蘇裏江流域，又在黑龍江口奴兒幹地方設征東元帥府，管理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元朝又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所以，行省製度使這些地區和中原地區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對這些地方的管轄無異於內地。
為了加強行省與行省之間、行省與中央之間的聯繫，加強國內的交通，元朝政府在全國普遍設立了驛站，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急遞鋪，每10裏、15裏或20裏設以急遞鋪。因此，中央的文書或地方的公文，可以很快傳遞。驛站製度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和指揮。
元代以後，“行省”這個名稱一直沿用下來。元代的行省劃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省規模。
紅巾軍起義
元朝末年，吏治腐敗，財政破產，軍備廢弛。大批蒙古貴族、官僚通過受賜、占奪等方式轉變為大土地所有者，如權臣伯顏一次所受賜田即達5000頃之多。漢族地主也大肆兼併土地。官府則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全國稅額比元初增加20倍。廣大農民在沉重的封建負擔下日益喪失土地，破產流亡。而中原連年災荒，更使得百姓無計為生。元政府還推行嚴厲的民族壓迫政策，妄圖以此鎮壓以漢族為主體的反元鬥爭，伯顏甚至揚言要殺絕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這些倒行逆施，更激起統治危機，終於導致了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紅巾軍起義。
第42節：歷史上的那些事兒(42)
這次起義的導火索是修治黃河事件。當時，黃河屢屢泛濫，給沿河中下遊的河南、山東等地的廣大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這些災民中普遍流行著一個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政府徵發對梁、大名等13路農民15萬人修治黃河，並派兵2萬沿河鎮壓。監督修河的官吏貪汙作弊，任意剋扣民工“食錢”，致使民工挨餓受凍，群情激憤。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便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韓山童的祖父，原來就是北方白蓮教的一個領袖人物。到了韓山童時，白蓮教在教義宣傳、群眾基礎、政治鬥爭目標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韓山童以白蓮教主的身份宣稱：“明王出世”即“彌勒佛下生”。“明王”、“彌勒”是當時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隻要明王出世、彌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這一通俗、簡明的號召，有力地吸引了當時陷於貧困絕境的農民。
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宣誓起義。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占領了潁州。義軍頭裹紅巾，人稱紅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