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曾經下詔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意思是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國家沒有比它更重要的了。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它採取的辦法，首先是減輕田租。有時把原來的十五稅一，改成三十稅一，有時甚至“除民田之租稅”，即免收田租。景帝時還把田租“三十稅一”正式定為製度。人頭稅也有所減輕。漢代人頭稅稱為算賦，15歲到56歲，每人每年交納120錢。文帝時曾減為40錢，徭役也有所減輕。文帝時把原為一年服役一個月的辦法，改為“三年而一事”。文帝對役使民力也比較慎重。有一次，他想蓋一所露台，召工匠來估算，要花費黃金100斤，約合當時中等人家10家的家產。文帝覺得費用太重，就把這項營建計劃取消了。文景時還一再下令，讓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國，以免“戍卒給輸費苦。”這就是所謂的“輕徭薄賦”。
與此同時，還在刑罰方麵有所減輕。文帝時，作了兩點改變：一是廢除連坐收孥法，即對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對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罰做奴婢，二是廢除肉刑，即當黥者改為城旦春（男子修城，女子舂米），當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時又減輕了笞刑。這就是所謂“刑罰大省”。
文景的政策，調整了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的。
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會和國家都已比較富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第16節：歷史上的那些事兒(16)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麵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占據支配地位。當時，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它適應戰後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未得到重用。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仍相當激烈。
西漢初年，漢高祖繼續實行秦代的挾書律，禁止私人收藏詩、書等，儒家學術活動幾乎滅絕，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被統治者大力提倡。這些政策短期內適應了長期戰爭後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的要求。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造就了文景時期的社會安定、政治開明、文化復興的繁榮局麵。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黃老學說已經不適應時代潮流。漢武帝時期，商人豪強大力兼併土地，匈奴不斷騷擾邊界，強化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已經成了統治者的迫切需要。而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神化皇權的觀念以及仁義學說，恰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年輕氣盛的漢武帝要大有作為，建立千秋帝業，也需要這種新的思想武器。
漢武帝繼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是召集天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大儒董仲舒提出，諸子學說使國家不能保持—貫的政策，法令製度常常改變不利於封建的專製統治，建議政府隻用講儒學的人為官。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各地舉薦來的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罷斥，同時任用考試優秀的儒家學者。這樣一來，隻有學習儒家學術才有做官的機會。武帝又改組領導班子，起用了一大批好儒學的人，如用好儒術的田蚡做丞相等，以此來褒揚儒學，貶斥道家等諸子學說。
漢武帝的改革激怒了黃老學說的首要代表竇太後。竇太後大力打擊儒家，並找藉口把鼓吹儒學的人投入監獄。竇太後去世後，武帝重用儒生，把官府裏非儒家的博士一律免職，排斥黃老刑名等百家學術於官學之外，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武帝提倡的儒學，是在原來孔子仁義學說的基礎上吸收了陰陽五行家神化皇權、鼓吹君權神授的思想，又接受法家君王獨尊、增設刑法、任用酷吏的學說，成為一種儒家王道與法家霸道雜合的思想。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竇太後老病，漢武帝於是下令設立以學習《詩》《書》《禮》《易》《春秋》5部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的“五經博士”和太學，為儒家在京師開闢了一塊活動繁衍的天地。竇太後死後，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場了，他提出隻有儒家思想才是最正確最完備的學說，建議罷黜諸子百家之學，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以儒學實行學術上、思想上的大一統。漢武帝接受了這個建議，進一步大力提倡儒學，把儒學確立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張騫出使西域
“西域”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是和張騫的名字分不開的。
漢武帝即位之初，從匈奴投降者的口中得知：在敦煌祁連山一帶原來居住著月氏人，因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到伊犁河流域，建立了大月氏國。不久，他們又被為了擺脫匈奴壓迫而向西遷徙的河西地區烏孫人趕走，西遷中亞。因此大月氏對匈奴恨之入骨，時刻想回來報仇雪恨。漢武帝就想聯絡大月氏對付匈奴。當時西去大月氏的必經之路——河西走廊還處在匈奴的控製下，行程充滿著危險。於是漢武帝公開招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才。
與此同時，還在刑罰方麵有所減輕。文帝時，作了兩點改變：一是廢除連坐收孥法，即對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對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罰做奴婢，二是廢除肉刑，即當黥者改為城旦春（男子修城，女子舂米），當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時又減輕了笞刑。這就是所謂“刑罰大省”。
文景的政策，調整了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的。
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會和國家都已比較富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第16節：歷史上的那些事兒(16)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麵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占據支配地位。當時，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它適應戰後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未得到重用。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仍相當激烈。
西漢初年，漢高祖繼續實行秦代的挾書律，禁止私人收藏詩、書等，儒家學術活動幾乎滅絕，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被統治者大力提倡。這些政策短期內適應了長期戰爭後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的要求。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造就了文景時期的社會安定、政治開明、文化復興的繁榮局麵。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黃老學說已經不適應時代潮流。漢武帝時期，商人豪強大力兼併土地，匈奴不斷騷擾邊界，強化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已經成了統治者的迫切需要。而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神化皇權的觀念以及仁義學說，恰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年輕氣盛的漢武帝要大有作為，建立千秋帝業，也需要這種新的思想武器。
漢武帝繼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是召集天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大儒董仲舒提出，諸子學說使國家不能保持—貫的政策，法令製度常常改變不利於封建的專製統治，建議政府隻用講儒學的人為官。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各地舉薦來的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罷斥，同時任用考試優秀的儒家學者。這樣一來，隻有學習儒家學術才有做官的機會。武帝又改組領導班子，起用了一大批好儒學的人，如用好儒術的田蚡做丞相等，以此來褒揚儒學，貶斥道家等諸子學說。
漢武帝的改革激怒了黃老學說的首要代表竇太後。竇太後大力打擊儒家，並找藉口把鼓吹儒學的人投入監獄。竇太後去世後，武帝重用儒生，把官府裏非儒家的博士一律免職，排斥黃老刑名等百家學術於官學之外，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武帝提倡的儒學，是在原來孔子仁義學說的基礎上吸收了陰陽五行家神化皇權、鼓吹君權神授的思想，又接受法家君王獨尊、增設刑法、任用酷吏的學說，成為一種儒家王道與法家霸道雜合的思想。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竇太後老病，漢武帝於是下令設立以學習《詩》《書》《禮》《易》《春秋》5部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的“五經博士”和太學，為儒家在京師開闢了一塊活動繁衍的天地。竇太後死後，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場了，他提出隻有儒家思想才是最正確最完備的學說，建議罷黜諸子百家之學，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以儒學實行學術上、思想上的大一統。漢武帝接受了這個建議，進一步大力提倡儒學，把儒學確立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張騫出使西域
“西域”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是和張騫的名字分不開的。
漢武帝即位之初，從匈奴投降者的口中得知：在敦煌祁連山一帶原來居住著月氏人，因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到伊犁河流域，建立了大月氏國。不久，他們又被為了擺脫匈奴壓迫而向西遷徙的河西地區烏孫人趕走，西遷中亞。因此大月氏對匈奴恨之入骨，時刻想回來報仇雪恨。漢武帝就想聯絡大月氏對付匈奴。當時西去大月氏的必經之路——河西走廊還處在匈奴的控製下，行程充滿著危險。於是漢武帝公開招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