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響到今日的台灣——興儒辦學。早在公元1662年台灣初平時，隨鄭經留守福建的陳永華就寫信給鄭成功，力陳在台灣興儒辦學的重要性。後來隨鄭經赴台後，再次把興辦儒學提上日程。彼時台灣，之前荷蘭殖民者大行“去中國化”，在島內傳荷蘭文，興基督教，陳永華到後改變了這一切，永曆九年（公元1665年）起開始“建聖廟，立學校”。首府設“國子監”，為最高學府，地方設“府學”、“州學”、“縣學”，並規定“送子入鄉塾者，免徭役”，可謂是台灣特色的“義務教育”。科舉製度也隨即建起，分州試、府試、院試，院試得中者入國子監學習3年後參加“中試”，中試得中者則“補六官內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體係由此創建。而“興儒”的另一舉措就是招納人才，中國大陸，乃至東南亞各地的諸位前明學者紛紛來投，至鄭經統治中葉，已達上千人。這些人都由陳永華主持安置，賢者安排職位，或講學或為官，即使一時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發放俸祿“恩養”。苦心經營下，原本“化外蠻夷叢生”的台灣島，成為“衣冠文明之地”。此後數百年裏，時事變遷，未變的是台灣島國學興盛，英傑輩出，畢竟金戈鐵馬隻能喧囂一時，文化才能永久。
當年鄭成功命陳永華輔佐鄭經時，曾對鄭經說：陳永華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輔佐你，你應以老師之禮待之。而觀陳永華一生，鄭經確實做到了。
幾十年同風雨共患難，這對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亞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對明君賢臣的組合。陳永華興辦儒學，推廣屯田，發展商業，條條政策，哪怕得罪權貴重臣，鄭經也傾力支持，言聽計從。陳永華執法嚴格，不徇私情，常有宗親宿將在鄭經麵前哭訴，大進讒言，反被鄭經勸道：你等要遵紀守法，否則犯到陳永華手裏，我也救不了你。永曆十四年，視察基隆屯田的陳永華感染風寒，臥病在床，鄭經聞訊後大驚，率太醫急赴基隆，親自餵水端藥，調理數日。鄭經還將自己的長子，內定的繼承人鄭克臧託付於陳永華，期待兒子能在陳永華的調教下，成為一代英傑。《鹿鼎記》裏的武俠故事屬虛構，而小說中的陳近南一句“王爺以國士待我”，確為實情。
推心置腹的結果，是興屯墾，整綱紀，促商旅，開商路，鄭經治下的台灣，這個為海峽對岸大儒們所鄙薄的“海匪政權”，成為一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封建禮教裏是“亂倫逆子”的他，確為一個不負先父重託的守成者。
【六】
但這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終於還是毀滅了，為什麽？
說到台灣鄭氏小朝廷的覆滅，大多的原因均歸結為鄭經死後，台灣鄭氏集團內部派係林立，內鬥不止，政治腐敗，少主當國，馮錫範等小人禍亂朝政的問題。而縱觀其滅亡，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
覆滅的原因，其實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種下了，是年三藩作亂，鄭經乘機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並與耿精忠相約“與事互助，無事勿擾”，一時間震撼清廷，形勢大好。這次出師，身為股肱重臣的陳永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灣，約定共同進軍的時候，陳永華就力陳：“三藩不可信，更難成事，而今清廷議台灣，尚在猶疑間，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韜光養晦之計。若出師，正堅其決心，後患恐無窮也。”縱覽事後的局麵，他看得精。
其實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軍聯合荷蘭艦隊攻陷金門，拔去鄭氏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後，“棄台”論就一直甚囂塵上。在明珠、康親王傑書等一幹執掌國家大政的清朝權貴眼裏海洋是沒有價值的，籌備跨海攻台，更非精於騎射的八旗軍的強項，一心用兵，隻能提高漢八旗水師的價值，抬高他們身後的漢官們的身份，這是他們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時，組建水師的巨大花費，更讓他們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來，多數清廷權貴對此都極力抵製，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台灣後，許多滿族大臣依然頻繁上書，堅稱“荒島無益，徒縻錢糧，不如棄之”。康熙本人，在攻台還是棄台的問題上，長久以來也猶豫不定。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棄攻台的動議，並非是不可能的。
但是鄭經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師，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灣水師的強大戰力後，也同樣堅定了清廷攻台的決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詔，命素來力主復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職務的大學士黃錫袞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後，黃大學士的兩個妹夫——施琅、姚啟聖，一武一文相繼得到重用，這兩個人，就是後來鄭氏家族命運的“終結者”。大清的對台政策，從此不再搖擺猶豫，沿著“平台”的軌道隆隆開進。轉向的原因很簡單：鄭經用事實告訴清廷，台灣始終是清廷的威脅，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威脅。在鄭經的一生裏，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對陳永華未能言聽計從，後果卻是無可挽救的。
當年鄭成功命陳永華輔佐鄭經時，曾對鄭經說：陳永華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輔佐你，你應以老師之禮待之。而觀陳永華一生，鄭經確實做到了。
幾十年同風雨共患難，這對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亞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對明君賢臣的組合。陳永華興辦儒學，推廣屯田，發展商業，條條政策，哪怕得罪權貴重臣，鄭經也傾力支持，言聽計從。陳永華執法嚴格，不徇私情，常有宗親宿將在鄭經麵前哭訴，大進讒言，反被鄭經勸道：你等要遵紀守法，否則犯到陳永華手裏，我也救不了你。永曆十四年，視察基隆屯田的陳永華感染風寒，臥病在床，鄭經聞訊後大驚，率太醫急赴基隆，親自餵水端藥，調理數日。鄭經還將自己的長子，內定的繼承人鄭克臧託付於陳永華，期待兒子能在陳永華的調教下，成為一代英傑。《鹿鼎記》裏的武俠故事屬虛構，而小說中的陳近南一句“王爺以國士待我”，確為實情。
推心置腹的結果，是興屯墾，整綱紀，促商旅，開商路，鄭經治下的台灣，這個為海峽對岸大儒們所鄙薄的“海匪政權”，成為一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封建禮教裏是“亂倫逆子”的他，確為一個不負先父重託的守成者。
【六】
但這個豐衣足食，商旅繁榮，法令完備，文化昌盛，生機勃勃的世界，終於還是毀滅了，為什麽？
說到台灣鄭氏小朝廷的覆滅，大多的原因均歸結為鄭經死後，台灣鄭氏集團內部派係林立，內鬥不止，政治腐敗，少主當國，馮錫範等小人禍亂朝政的問題。而縱觀其滅亡，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
覆滅的原因，其實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種下了，是年三藩作亂，鄭經乘機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並與耿精忠相約“與事互助，無事勿擾”，一時間震撼清廷，形勢大好。這次出師，身為股肱重臣的陳永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灣，約定共同進軍的時候，陳永華就力陳：“三藩不可信，更難成事，而今清廷議台灣，尚在猶疑間，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韜光養晦之計。若出師，正堅其決心，後患恐無窮也。”縱覽事後的局麵，他看得精。
其實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軍聯合荷蘭艦隊攻陷金門，拔去鄭氏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後，“棄台”論就一直甚囂塵上。在明珠、康親王傑書等一幹執掌國家大政的清朝權貴眼裏海洋是沒有價值的，籌備跨海攻台，更非精於騎射的八旗軍的強項，一心用兵，隻能提高漢八旗水師的價值，抬高他們身後的漢官們的身份，這是他們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時，組建水師的巨大花費，更讓他們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來，多數清廷權貴對此都極力抵製，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台灣後，許多滿族大臣依然頻繁上書，堅稱“荒島無益，徒縻錢糧，不如棄之”。康熙本人，在攻台還是棄台的問題上，長久以來也猶豫不定。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棄攻台的動議，並非是不可能的。
但是鄭經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師，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灣水師的強大戰力後，也同樣堅定了清廷攻台的決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詔，命素來力主復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職務的大學士黃錫袞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後，黃大學士的兩個妹夫——施琅、姚啟聖，一武一文相繼得到重用，這兩個人，就是後來鄭氏家族命運的“終結者”。大清的對台政策，從此不再搖擺猶豫，沿著“平台”的軌道隆隆開進。轉向的原因很簡單：鄭經用事實告訴清廷，台灣始終是清廷的威脅，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威脅。在鄭經的一生裏，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對陳永華未能言聽計從，後果卻是無可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