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識，丘浚自幼即被稱為神童，在弘治朝當時更可稱學問第一，是當時官場上難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論政績，丘浚為官數十年，任禮部堂官時大行“義務教育”，參與編纂《明英宗實錄》《憲宗實錄》《宋元綱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請整理天下典籍，搶救珍貴資料無數。著作《大學衍義補》更是眼光超然，領百年風氣之先，“入閣為相”後，又苦心籌謀，興利除弊，堪稱弘治中興的“總設計師”。論名聲，丘浚為官清廉，身為閣臣，家境卻貧寒至極，其所住房屋，還是初入京城為官時購置，40年來無錢修繕，早已破敗不堪。他一生酷愛讀書，逢好書必買，囊中羞澀時，寧可跑到當鋪當家具，至他去世時，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對於學富五車、嘔心瀝血、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級”，時任內閣首輔的徐浦在其文集《謙齋文錄》中卻有不同評價：“丘公固有經天緯地之才，然為官一生，素來胸襟狹隘，睚眥必報，因小隙構陷同僚，黨同伐異，終令聲名受損，也誠為天下為官者諫。”
事實正如徐浦所言，丘浚為人胸襟狹隘。成化朝時，僅因政見不和，便趁項忠、楊鼎等人遭陷害時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憤”。朱祐樘即位後，丘浚官升一級，身兼大明朝“經濟建設”的重任，雖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撐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見，皆遭他“打擊報復”，甚至於同內閣同僚也時常爭吵。史載一次在內閣與同僚劉健爭吵，麵紅耳赤時，丘浚竟“擲冠於地”，差點就動手開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彈劾丘浚，丘浚立刻當場對罵，徐浦說他“汙言穢語盡出，全無宰輔之風”。此外，身負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極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讚譽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過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汙點——弘治六年的“王恕案”。
王恕，字宗貫，時任明朝吏部尚書，在當時，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見深時代，他曾在雲南抵製明朝太監的“採辦”，且救下了因彈劾妖僧繼曉被下獄的言官林俊，一時聲名大振，民間有言“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後，將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書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腐敗，建樹頗多。同為清官能臣的他，本與丘浚是一類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樣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執掌“人事權”的吏部尚書，在六部中號稱“天官”，對待其他五部尚書時常趾高氣揚，對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閣後，王恕依然對丘浚指手畫腳，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無禮，且工作中時常牴觸。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員名單，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準備啟用治理經濟的“能臣”，二人為此大吵，王恕竟當著朱祐樘的麵，數落丘浚成化朝時期陷害言官打擊項忠的“爛帳”，令丘浚大傷自尊。此後兩人“不交一言”，怨仇從此結下，偏巧此時，太醫院一個叫劉文泰的醫生也因“機關精簡”問題同王恕結怨，便藉機對丘浚大加奉承，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經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終於抓到了王恕的一條“小辮子”——成化年間王恕罷官歸鄉後，曾找當地秀才撰寫自己與奸臣作鬥爭的“光榮事跡”，其中對“先帝”朱見深的行為多有嘲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雞蛋裏挑骨頭”，授意劉文泰上奏，指責王恕“誹謗先帝”，一時間朝野震動，大臣們紛紛藉此相互攻擊。朱祐樘命錦衣衛夜審劉文泰，稍一動刑，軟骨頭的劉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謀和盤托出。真相大白後，同樣厭煩王恕“飛揚跋扈”的朱祐樘乘機命王恕“退休回鄉”，這位聲名顯赫的老政治家從此徹底告別了政壇。對於“打擊陷害”的丘浚，朱祐樘僅“申斥”之，並無任何加罪，一時間“朝議譁然”。
雖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時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兩京之獄”時，更救下多名得罪權臣劉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禦史給事中眼裏的“大恩公”，趕走王恕，丘浚可謂得罪天下言官。此後幾年，任丘浚鞠躬盡瘁，各路言官口誅筆伐，彈劾丘浚的奏章絡繹不絕，從而徹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積勞成疾的丘浚與世長辭，享年73歲，朱祐樘大為悲痛，追贈太傅，諡號文莊，並撥大內專銀在丘浚家鄉修建陵寢，其墓高6米，分16級台階，上有朱祐樘親筆提寫的“理學名臣”四字，足見悼念隆重。但朝臣們反應冷漠，喪禮的時候弔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劉文泰前來弔唁，一進門就被邱家家丁亂棍轟出來，丘浚夫人當場哭罵：“汝損吾夫清譽甚矣！”
雖是“損清譽甚矣”，但彌留之際，丘浚依舊“一心撲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後時刻，丘浚雙目近盲，難以寫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議朱祐樘“可招募邊地良民為壯勇，以補軍戶之兵不足”。依此議，丘浚去世數月後，朱祐樘正式頒布了《民壯法》，即從農村鄉民中選拔精壯民兵，農閑時訓練，戰時編入軍隊，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兵役製”。二是完成了《大明會典》的修訂綱要，依丘浚的“提綱”，兩年後朱祐樘正式下詔修改《大明會典》，刪去朱元璋時代諸多苛刻刑法條文，可謂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邊的這位“記錄員”，是丘浚弘治元年編纂《明憲宗實錄》時的助手，丘浚當時就贊他“宰輔之才，他日成就遠勝於我”。這個人，就是彼時翰林院修撰，後來大明正德朝內閣首輔，被明史讚頌為“鎮靜持重”“補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楊廷和。
事實正如徐浦所言，丘浚為人胸襟狹隘。成化朝時，僅因政見不和，便趁項忠、楊鼎等人遭陷害時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憤”。朱祐樘即位後，丘浚官升一級，身兼大明朝“經濟建設”的重任，雖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撐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見，皆遭他“打擊報復”，甚至於同內閣同僚也時常爭吵。史載一次在內閣與同僚劉健爭吵，麵紅耳赤時，丘浚竟“擲冠於地”，差點就動手開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彈劾丘浚，丘浚立刻當場對罵，徐浦說他“汙言穢語盡出，全無宰輔之風”。此外，身負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極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讚譽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過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汙點——弘治六年的“王恕案”。
王恕，字宗貫，時任明朝吏部尚書，在當時，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見深時代，他曾在雲南抵製明朝太監的“採辦”，且救下了因彈劾妖僧繼曉被下獄的言官林俊，一時聲名大振，民間有言“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後，將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書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腐敗，建樹頗多。同為清官能臣的他，本與丘浚是一類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樣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執掌“人事權”的吏部尚書，在六部中號稱“天官”，對待其他五部尚書時常趾高氣揚，對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閣後，王恕依然對丘浚指手畫腳，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無禮，且工作中時常牴觸。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員名單，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準備啟用治理經濟的“能臣”，二人為此大吵，王恕竟當著朱祐樘的麵，數落丘浚成化朝時期陷害言官打擊項忠的“爛帳”，令丘浚大傷自尊。此後兩人“不交一言”，怨仇從此結下，偏巧此時，太醫院一個叫劉文泰的醫生也因“機關精簡”問題同王恕結怨，便藉機對丘浚大加奉承，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經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終於抓到了王恕的一條“小辮子”——成化年間王恕罷官歸鄉後，曾找當地秀才撰寫自己與奸臣作鬥爭的“光榮事跡”，其中對“先帝”朱見深的行為多有嘲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雞蛋裏挑骨頭”，授意劉文泰上奏，指責王恕“誹謗先帝”，一時間朝野震動，大臣們紛紛藉此相互攻擊。朱祐樘命錦衣衛夜審劉文泰，稍一動刑，軟骨頭的劉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謀和盤托出。真相大白後，同樣厭煩王恕“飛揚跋扈”的朱祐樘乘機命王恕“退休回鄉”，這位聲名顯赫的老政治家從此徹底告別了政壇。對於“打擊陷害”的丘浚，朱祐樘僅“申斥”之，並無任何加罪，一時間“朝議譁然”。
雖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時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兩京之獄”時，更救下多名得罪權臣劉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禦史給事中眼裏的“大恩公”，趕走王恕，丘浚可謂得罪天下言官。此後幾年，任丘浚鞠躬盡瘁，各路言官口誅筆伐，彈劾丘浚的奏章絡繹不絕，從而徹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積勞成疾的丘浚與世長辭，享年73歲，朱祐樘大為悲痛，追贈太傅，諡號文莊，並撥大內專銀在丘浚家鄉修建陵寢，其墓高6米，分16級台階，上有朱祐樘親筆提寫的“理學名臣”四字，足見悼念隆重。但朝臣們反應冷漠，喪禮的時候弔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劉文泰前來弔唁，一進門就被邱家家丁亂棍轟出來，丘浚夫人當場哭罵：“汝損吾夫清譽甚矣！”
雖是“損清譽甚矣”，但彌留之際，丘浚依舊“一心撲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後時刻，丘浚雙目近盲，難以寫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議朱祐樘“可招募邊地良民為壯勇，以補軍戶之兵不足”。依此議，丘浚去世數月後，朱祐樘正式頒布了《民壯法》，即從農村鄉民中選拔精壯民兵，農閑時訓練，戰時編入軍隊，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兵役製”。二是完成了《大明會典》的修訂綱要，依丘浚的“提綱”，兩年後朱祐樘正式下詔修改《大明會典》，刪去朱元璋時代諸多苛刻刑法條文，可謂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邊的這位“記錄員”，是丘浚弘治元年編纂《明憲宗實錄》時的助手，丘浚當時就贊他“宰輔之才，他日成就遠勝於我”。這個人，就是彼時翰林院修撰，後來大明正德朝內閣首輔，被明史讚頌為“鎮靜持重”“補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楊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