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還信誓旦旦地保證：項忠落馬後，你就是新的兵部尚書。
果然，經過汪直策劃，其爪牙揭發，王越旁證，項忠被革職受訓，不久後罷官回家。之後，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浴血奮戰十年沒能得到的職位，在一個太監的幫助下得到了。
至此，王越的權位達到了官場生涯的最高點，不是靠政績、戰功、忍讓，而是攀附太監，羅織罪名，打擊陷害同僚。在當時，這很讓人不齒，敢怒不敢言的不齒。
可是王越是為了什麽呢，僅僅是權位。
他對汪直極其諂媚，每次見麵都要行叩拜禮，每次叩拜，都是在無人看見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劉吉瞧見，當麵一陣嘲笑，登時羞慚得無地自容。可見，他是知羞的。
攀附汪直後，除了項忠一事，他沒有為權力再陷害過誰，經濟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貧，不撈錢，不排斥異己。
他少年氣盛過，受打擊，忍氣吞聲過，還是打擊，最後的抉擇——攀附權閹，最無恥卻最有效的一個選擇，生前的成功，後世的指摘。
而在攀附汪直，成為兵部尚書後，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寵被貶，5年來，他隻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籌劃防務，或是在前線領兵作戰。有汪直在，再無人敢彈劾，無人敢掣肘，無人敢說三道四。
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監軍，從大同出發，殺至興寧海（內蒙古綏寧縣），打破韃靼軍主力，韃靼可汗隻身遠逃。北部邊陲的蒙古遊牧騎兵遭到致命打擊，戰後論功行賞，爵封鹹寧伯，成為明朝僅有的3位因軍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邊臣餘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盤上修築起邊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存於內蒙古地區的，佑護了無數邊關百姓的明長城。
無論少年氣盛，無論攀附權閹，無論陷害忠良，不變的，依舊是那一個金戈鐵馬的夢想，這，或許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
可因為這最後的抉擇，為他迎來了生前身後的指摘。汪直權勢滔天時，宮廷裏的戲子阿醜，某日演戲，在明憲宗麵前扮小醜，模仿汪直的打扮，手裏提兩把斧子出場，大叫道：汪太監手裏兩把鉞，一把陳鉞，一把王越。此話一出，憲宗大樂，王越，也就永遠被釘在汪直走狗的定義上了。
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寵被貶，王越受株連，貶官安陸，不停為自己上訴鳴冤。後來明憲宗的兒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當朝名臣馬文升出麵說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職歸養。7年後，再次上書鳴冤，明孝宗下詔，恢復其左都禦史的職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邊陲再度吃緊，西北有吐魯番侵擾哈密，北部韃靼的達延可汗頻繁擾邊，明王朝先後選拔7人擔任邊關重任，全不合格，無奈之下，隻好又想到這位毀譽參半的老人。72歲的王越臨危受命，在賀蘭山會戰中再次大破韃靼大本營，繼而揮師西進，粉碎了吐魯番對哈密衛的圖謀。這時，打擊還是來了，言官們不放過他，翻出他勾結汪直的老帳，趁太監李廣之死，將他歪曲成李廣同黨，憂憤之下，王越病逝軍中。墓誌銘上寫得委婉“慮泄事機，焦勞過度，成疾而卒”，與《明史》的記錄大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後都摘不掉，無法辯護，不能辯護。
都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可為一個理想，值還是不值？
這是他的故事，讀罷，是如王世貞一樣拍案叫“大奇”，還是如徐溥一樣感嘆“德行有虧”。值，還是不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判，這樣的突擊道路，選，還是不選，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擇。
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但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
第十四章 弘治帝怎樣應對“極端天氣”
在明朝為什麽會滅亡的問題上，現代歷史學家曾提出一個新觀點：明朝，滅亡於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學上的一個名詞，意思是指一段時間內，一個地區乃至全球頻繁出現極端天氣的現象。放在國家發展上，就是指一個國家數年裏，水旱災害持續發生，瘟疫不斷，農業生產遭受巨大打擊，人民因天災死亡無數。對於靠天吃飯的封建王朝來說，這樣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
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標準看，晚明崇禎末世，確是一個災難頻發的時期。崇禎登基後的17年裏，幾乎每年都有破壞力巨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從陝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東蝗災……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激化了國內矛盾，導致暴亂四起，外加清朝不斷入侵，內憂外患下，最終亡國。
但如果說崇禎時期是“小冰河期”的話，那麽明王朝不止經歷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年～1505年）在位的最初時段，也是一個極端天氣頻發的時段。
但這時期的明王朝，非但沒有像崇禎時期那樣亡國，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災害，更開創了後人津津樂道的“弘治盛世”。後人對這一時期的讚美之詞，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災”。
果然，經過汪直策劃，其爪牙揭發，王越旁證，項忠被革職受訓，不久後罷官回家。之後，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浴血奮戰十年沒能得到的職位，在一個太監的幫助下得到了。
至此，王越的權位達到了官場生涯的最高點，不是靠政績、戰功、忍讓，而是攀附太監，羅織罪名，打擊陷害同僚。在當時，這很讓人不齒，敢怒不敢言的不齒。
可是王越是為了什麽呢，僅僅是權位。
他對汪直極其諂媚，每次見麵都要行叩拜禮，每次叩拜，都是在無人看見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劉吉瞧見，當麵一陣嘲笑，登時羞慚得無地自容。可見，他是知羞的。
攀附汪直後，除了項忠一事，他沒有為權力再陷害過誰，經濟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貧，不撈錢，不排斥異己。
他少年氣盛過，受打擊，忍氣吞聲過，還是打擊，最後的抉擇——攀附權閹，最無恥卻最有效的一個選擇，生前的成功，後世的指摘。
而在攀附汪直，成為兵部尚書後，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寵被貶，5年來，他隻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籌劃防務，或是在前線領兵作戰。有汪直在，再無人敢彈劾，無人敢掣肘，無人敢說三道四。
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監軍，從大同出發，殺至興寧海（內蒙古綏寧縣），打破韃靼軍主力，韃靼可汗隻身遠逃。北部邊陲的蒙古遊牧騎兵遭到致命打擊，戰後論功行賞，爵封鹹寧伯，成為明朝僅有的3位因軍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邊臣餘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盤上修築起邊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存於內蒙古地區的，佑護了無數邊關百姓的明長城。
無論少年氣盛，無論攀附權閹，無論陷害忠良，不變的，依舊是那一個金戈鐵馬的夢想，這，或許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
可因為這最後的抉擇，為他迎來了生前身後的指摘。汪直權勢滔天時，宮廷裏的戲子阿醜，某日演戲，在明憲宗麵前扮小醜，模仿汪直的打扮，手裏提兩把斧子出場，大叫道：汪太監手裏兩把鉞，一把陳鉞，一把王越。此話一出，憲宗大樂，王越，也就永遠被釘在汪直走狗的定義上了。
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寵被貶，王越受株連，貶官安陸，不停為自己上訴鳴冤。後來明憲宗的兒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當朝名臣馬文升出麵說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職歸養。7年後，再次上書鳴冤，明孝宗下詔，恢復其左都禦史的職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邊陲再度吃緊，西北有吐魯番侵擾哈密，北部韃靼的達延可汗頻繁擾邊，明王朝先後選拔7人擔任邊關重任，全不合格，無奈之下，隻好又想到這位毀譽參半的老人。72歲的王越臨危受命，在賀蘭山會戰中再次大破韃靼大本營，繼而揮師西進，粉碎了吐魯番對哈密衛的圖謀。這時，打擊還是來了，言官們不放過他，翻出他勾結汪直的老帳，趁太監李廣之死，將他歪曲成李廣同黨，憂憤之下，王越病逝軍中。墓誌銘上寫得委婉“慮泄事機，焦勞過度，成疾而卒”，與《明史》的記錄大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後都摘不掉，無法辯護，不能辯護。
都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可為一個理想，值還是不值？
這是他的故事，讀罷，是如王世貞一樣拍案叫“大奇”，還是如徐溥一樣感嘆“德行有虧”。值，還是不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判，這樣的突擊道路，選，還是不選，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擇。
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但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
第十四章 弘治帝怎樣應對“極端天氣”
在明朝為什麽會滅亡的問題上，現代歷史學家曾提出一個新觀點：明朝，滅亡於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學上的一個名詞，意思是指一段時間內，一個地區乃至全球頻繁出現極端天氣的現象。放在國家發展上，就是指一個國家數年裏，水旱災害持續發生，瘟疫不斷，農業生產遭受巨大打擊，人民因天災死亡無數。對於靠天吃飯的封建王朝來說，這樣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
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標準看，晚明崇禎末世，確是一個災難頻發的時期。崇禎登基後的17年裏，幾乎每年都有破壞力巨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從陝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東蝗災……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激化了國內矛盾，導致暴亂四起，外加清朝不斷入侵，內憂外患下，最終亡國。
但如果說崇禎時期是“小冰河期”的話，那麽明王朝不止經歷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年～1505年）在位的最初時段，也是一個極端天氣頻發的時段。
但這時期的明王朝，非但沒有像崇禎時期那樣亡國，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災害，更開創了後人津津樂道的“弘治盛世”。後人對這一時期的讚美之詞，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