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後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史學觀念裏，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範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據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製政策。然而“恐怖”“專製”之後，卻是明朝中後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台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製的明王朝，締造了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後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裏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後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二】
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註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後，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製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製”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製。明初文化專製，不但有嚴格“體例限製”，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餘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餘175節，編成《孟子節文》，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製”。
這段“文化專製”，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讚嘆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曆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讚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製”，著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裏，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後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裏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後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二】
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註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後，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製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製”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製。明初文化專製，不但有嚴格“體例限製”，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餘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餘175節，編成《孟子節文》，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製”。
這段“文化專製”，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讚嘆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曆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讚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製”，著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裏，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