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功冠絕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當時的諸藩王裏，是個口碑甚好的人，既無秦王的驕橫，更無晉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隨朱元璋巡視老家鳳陽時，他就留心民間疾苦，史載“民間細事，無不究知”。自就藩以來，在其屬地愛惜民力，鞏固軍屯，協助地方官員發展生產，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兩次調撥軍隊，協助地方府衙興修白溝河、灤河水利，多次親臨工地“帶頭示範”，終使當地“灌溉千裏”，營建北平城時，動民夫數萬，“補恤甚厚”。邊境操練演軍時，但凡有踐踏民田，毀壞百姓財物的行為，一律重金補償。劃定軍隊屯田範圍時，強調“不與民爭利”，曾將懷來附近千畝良田讓與附近農戶，“另擇低窪貧瘠之地屯耕”。對待麾下兵將以及地方官員的貪汙行為，也毫不手軟，多次接受鄉民訴狀，上書朱元璋揭發當地府衙的不法行為，懲治多名貪官汙吏。對其軍中兵將的擾民行為也毫不姑息，先後重辦數名曾追隨其出生入死的親兵。特別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軍械錢糧的司穀（相當於後勤部長）劉通貪墨事發，朱棣令劉通持刀，與麾下遭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頃刻間劉通就被剁成肉醬。甚至在多年後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軍征繳前，國公徐輝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軍紀嚴明，冠於九邊，不可輕視也”。
在洪武朝時代，不僅朱棣屬地的官民對朱棣稱譽有加，就連當時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稱的幾位“直臣”，對他也讚不絕口。敢於糾劾權貴的監察禦史韓宜可，一生揭發權貴重臣無數，卻唯獨對朱棣推崇不已，其彈劾晉王的奏章裏寫道：“若諸王以燕王（朱棣）為楷模，凡事以安民儉省為首任，實為大明之福。”太子朱標巡視北方，歸來後在為晉王、秦王開脫的同時，也稱讚朱棣“四弟安民營邊，仁勇兼有，為邊陲柱石也”。對素來痛恨貪官汙吏，崇尚簡樸，重農愛民的朱元璋來說，這一切自然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朱棣的目標顯然不是做“柱石”，心懷大誌的他，能讓朱元璋徹底放心，是因為他的“不爭”。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兩次北徵得勝，卓越戰功，隻得到朱元璋“寶鈔十萬貫”的封賞，與他的那位臨陣脫逃的三哥晉王無二，晉王得賞後尤嫌不足，時常牢騷滿腹，朱棣反而毫無怨言，相反屢屢上書，坦言自己“功不及賞”。如此“謙虛謹慎”，自然讓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傾斜。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標病逝，朱標之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朱棣偵得朱元璋對藍玉日生不滿，遂向朱元璋進言：藍玉是“跋扈將軍，日久將尾大不掉，恐禍及太孫（朱允炆）”。令朱元璋殺心頓起，次年大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憑此舉，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場”，徹底打消了朱元璋對他的懷疑，又除掉了日後自己起兵奪權的最主要對手（藍玉是太子朱標的舅舅，也就是未來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爺），可謂一舉多得。
縱使朱棣巧妙“表現”，朱元璋也對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裏，朱棣隻是個“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兒類我”的一句話上。朱元璋對接班人的要求，是一個寬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剛猛治天下”的翻版。“類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實力而言，朱棣盡管權鎮一方，在當地“深得民望”，其軍隊也“驍勇冠九邊”，但若對照一下孟森在前文關於朱元璋中央與藩王關係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到，朱棣的邊上，是兩個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晉王。且不說中央以全國治一隅的優勢，單是這兩個已對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鎮對他的牽製，就令他難有動作。這個“權力的平衡”，若無意外，朱棣是無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發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晉王朱綱病逝，在朱棣這個中央的“最大威脅”浮出水麵的同時，也掃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礙。秦、晉兩王的繼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紀尚輕，防衛蒙古勉強可以勝任，出兵與朱棣爭鋒卻不是對手。兩大藩鎮對朱棣的牽製不復存在，最終有了“靖難之役”3年的戰火連天。清趙翼就曾為此感慨：天佑燕王，禍及蒼生。
對蒼生來說，這樣的“天意”究竟是“福”還是“禍”，清大儒穀應泰對此的看法是：“靖難三載，雖殺戮甚重，藩鎮之患卻終消解，倘無此役，任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據恐重演也。”此言確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奪嫡之爭而造成的“靖難之役”，其結局雖令建文帝丟失寶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後厲行“削藩”，不斷解除藩鎮的權力，終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權”，保持了國家的穩定。否則，若幹年之後，明朝很可能演變出唐末五代十國的亂象。靖難之禍的結局，確實是“福所依”。
這場變亂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靖難之役後，登上龍位的朱棣為防諸藩王“有樣學樣”，下詔將九邊“藩王”逐一內遷，導致北方防務鬆懈，長城以南明朝防衛蒙古的各類“緩衝地帶”逐漸淪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邊關。“土木堡之敗”的伏筆即由此而種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將駐紮在開原的韓王朱鬆及其屬下“三萬精兵護衛”，盡數南遷至福建，在當地任命部落首領猛哥帖木兒為大明“建州衛指揮使”，世襲鎮守。200多年後，這個世襲鎮守的家族，崛起了一個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爾哈赤。福兮，實為禍所伏。
在洪武朝時代，不僅朱棣屬地的官民對朱棣稱譽有加，就連當時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稱的幾位“直臣”，對他也讚不絕口。敢於糾劾權貴的監察禦史韓宜可，一生揭發權貴重臣無數，卻唯獨對朱棣推崇不已，其彈劾晉王的奏章裏寫道：“若諸王以燕王（朱棣）為楷模，凡事以安民儉省為首任，實為大明之福。”太子朱標巡視北方，歸來後在為晉王、秦王開脫的同時，也稱讚朱棣“四弟安民營邊，仁勇兼有，為邊陲柱石也”。對素來痛恨貪官汙吏，崇尚簡樸，重農愛民的朱元璋來說，這一切自然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朱棣的目標顯然不是做“柱石”，心懷大誌的他，能讓朱元璋徹底放心，是因為他的“不爭”。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兩次北徵得勝，卓越戰功，隻得到朱元璋“寶鈔十萬貫”的封賞，與他的那位臨陣脫逃的三哥晉王無二，晉王得賞後尤嫌不足，時常牢騷滿腹，朱棣反而毫無怨言，相反屢屢上書，坦言自己“功不及賞”。如此“謙虛謹慎”，自然讓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傾斜。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標病逝，朱標之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朱棣偵得朱元璋對藍玉日生不滿，遂向朱元璋進言：藍玉是“跋扈將軍，日久將尾大不掉，恐禍及太孫（朱允炆）”。令朱元璋殺心頓起，次年大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憑此舉，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場”，徹底打消了朱元璋對他的懷疑，又除掉了日後自己起兵奪權的最主要對手（藍玉是太子朱標的舅舅，也就是未來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爺），可謂一舉多得。
縱使朱棣巧妙“表現”，朱元璋也對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裏，朱棣隻是個“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兒類我”的一句話上。朱元璋對接班人的要求，是一個寬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剛猛治天下”的翻版。“類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實力而言，朱棣盡管權鎮一方，在當地“深得民望”，其軍隊也“驍勇冠九邊”，但若對照一下孟森在前文關於朱元璋中央與藩王關係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到，朱棣的邊上，是兩個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晉王。且不說中央以全國治一隅的優勢，單是這兩個已對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鎮對他的牽製，就令他難有動作。這個“權力的平衡”，若無意外，朱棣是無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發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晉王朱綱病逝，在朱棣這個中央的“最大威脅”浮出水麵的同時，也掃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礙。秦、晉兩王的繼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紀尚輕，防衛蒙古勉強可以勝任，出兵與朱棣爭鋒卻不是對手。兩大藩鎮對朱棣的牽製不復存在，最終有了“靖難之役”3年的戰火連天。清趙翼就曾為此感慨：天佑燕王，禍及蒼生。
對蒼生來說，這樣的“天意”究竟是“福”還是“禍”，清大儒穀應泰對此的看法是：“靖難三載，雖殺戮甚重，藩鎮之患卻終消解，倘無此役，任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據恐重演也。”此言確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奪嫡之爭而造成的“靖難之役”，其結局雖令建文帝丟失寶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後厲行“削藩”，不斷解除藩鎮的權力，終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權”，保持了國家的穩定。否則，若幹年之後，明朝很可能演變出唐末五代十國的亂象。靖難之禍的結局，確實是“福所依”。
這場變亂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靖難之役後，登上龍位的朱棣為防諸藩王“有樣學樣”，下詔將九邊“藩王”逐一內遷，導致北方防務鬆懈，長城以南明朝防衛蒙古的各類“緩衝地帶”逐漸淪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邊關。“土木堡之敗”的伏筆即由此而種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將駐紮在開原的韓王朱鬆及其屬下“三萬精兵護衛”，盡數南遷至福建，在當地任命部落首領猛哥帖木兒為大明“建州衛指揮使”，世襲鎮守。200多年後，這個世襲鎮守的家族，崛起了一個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爾哈赤。福兮，實為禍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