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得天下，這些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戰勝“九惡”，化“九惡”為“九不惡”，是需要有與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決裂的勇氣，戰勝自己的勇氣。
【四】
“九惡”中有幾條是朱元璋註定無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擺在朱元璋麵前的事實是：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並非苟延殘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邊同為“義軍”的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強敵，兩強中陳友諒兵最強，張士誠財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
不可避免，就要繼續講策略，絕不可“攻伐無度”，先打陳友諒，這之間拚命結好張士誠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張士誠在陳朱交兵時，屢屢發動侵擾，也極力隱忍，按兵不動。直到鄱陽湖一戰殲滅陳友諒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張士誠下手，卻不急於一口吃個胖子，先奪張士誠江北領土，繼而迂迴湖州、杭州，吞併張士誠南方領土，對坐鎮蘇州的張士誠形成包圍之勢，最終發起總攻。從公元1365年十月舉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滅張士誠，拿下北伐中原一統天下的最大本錢，可謂步步為營。之後的北伐滅元之戰，方略更是穩妥。先取山東河南，最後匯攻元大都，水陸並進穩打穩紮，兵不血刃收復中原，再集中力量，徹底摧毀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終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戰火中屹立而起。
在這之間，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關爭天下的“九不惡”，還做了另外幾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還是回到“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設禮賢館，招納賢才，遠遠不夠。他還要在轄區內遍開學館，修繕宗廟，尊孔敬儒。所謂“賢才”，不是“招”出來的，而是養出來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於南京設“國學館”，以大文士宋濂為“經師”，這就是大明開國後“國子監”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設學館，此為明建國後地方“府學”“縣學”的前身。當然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自開館以來，連下嚴令，敢有騷擾學館者，無論何人，嚴懲不貸。次年，發生了傅友德部亂兵勒索亳州學館，毆打教習的事，朱元璋懲一儆百，參與滋擾的亂兵各領軍棍五十，主將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頻施，才算讓眾將領教了“聖人之道”的分量。
對“攻伐無度，形同流寇”“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掠人妻女財產，隻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這幾條則是從根子上根治。還是至正二十一年，設大都督府，統轄各兵將，設軍政獎懲製度，定各級軍官俸祿，立軍規83條，嚴肅軍紀。恰如海外學者黃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勝利，在於其軍隊相比於諸路‘義軍’，最具國家軍隊的形態。”可這更難辦，嚴令初下時，不少軍將置若罔聞，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於南京玄武湖畔設刑台，公斬32名違紀軍將，其中大部是跟隨他從鳳陽出來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後，朱元璋著孝服，親往弔祭，聲淚俱下一番，恩威並施煞費苦心，從此“綱紀一新”。
有了軍隊，當然要有國家政府。文官的建製也與大都督府同時建起，邀各地士紳出仕為官，安撫地方。李善長為“大都事”，也就是未來的大明帝國“宰相”。“糧餉自足”“養於民”兩條，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軍隊征戰過處，即在當地計丁給田，招募流民墾荒，進而編訂戶籍，保甲連環。賦稅方麵則輕徭薄賦，在至正二十四年決戰陳友諒，至正二十五年平滅張士誠的兩次關鍵時刻，連續兩次下令減免稅賦，招募墾荒，元朝派往朱元璋處的使節楊思義，是當時出名的“農業專家”，朱元璋聞知後將其硬留下來，成為後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戶部尚書。
建“政府”，定“兵製”，肅“軍紀”，興“儒學”，敬“大戶”，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讓一個脫胎於農民起義的朱元璋的“吳”政權，破繭化蝶，漸具“封建國家”雛形。劉伯溫的斷言，實則該補充一句：九惡者，若盡數做成“九不惡”，所謂義軍，實則“封建國家”。
恰如海外明史學家黎東方先生所說：“元末各類割據政權，多徒有‘國家’之表，卻無‘國家’之實，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實，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
既是“國家”當然就要與“紅巾軍”決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滅陳友諒的朱元璋命部將廖永忠將依附於他的紅巾軍“名義領袖”小明王從滁州接至南京，途經江蘇六合時，鑿船將其溺死。這場謀殺不僅意味著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徹底終結，更意味著，一個叫朱元璋的“農民起義領袖”，從今天起成功“洗底”。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滅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擁戴下稱帝，建國號為大明，年號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軍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北逃大漠，元朝滅亡。
【四】
“九惡”中有幾條是朱元璋註定無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擺在朱元璋麵前的事實是：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並非苟延殘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邊同為“義軍”的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強敵，兩強中陳友諒兵最強，張士誠財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
不可避免，就要繼續講策略，絕不可“攻伐無度”，先打陳友諒，這之間拚命結好張士誠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張士誠在陳朱交兵時，屢屢發動侵擾，也極力隱忍，按兵不動。直到鄱陽湖一戰殲滅陳友諒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張士誠下手，卻不急於一口吃個胖子，先奪張士誠江北領土，繼而迂迴湖州、杭州，吞併張士誠南方領土，對坐鎮蘇州的張士誠形成包圍之勢，最終發起總攻。從公元1365年十月舉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滅張士誠，拿下北伐中原一統天下的最大本錢，可謂步步為營。之後的北伐滅元之戰，方略更是穩妥。先取山東河南，最後匯攻元大都，水陸並進穩打穩紮，兵不血刃收復中原，再集中力量，徹底摧毀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終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戰火中屹立而起。
在這之間，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關爭天下的“九不惡”，還做了另外幾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還是回到“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設禮賢館，招納賢才，遠遠不夠。他還要在轄區內遍開學館，修繕宗廟，尊孔敬儒。所謂“賢才”，不是“招”出來的，而是養出來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於南京設“國學館”，以大文士宋濂為“經師”，這就是大明開國後“國子監”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設學館，此為明建國後地方“府學”“縣學”的前身。當然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自開館以來，連下嚴令，敢有騷擾學館者，無論何人，嚴懲不貸。次年，發生了傅友德部亂兵勒索亳州學館，毆打教習的事，朱元璋懲一儆百，參與滋擾的亂兵各領軍棍五十，主將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頻施，才算讓眾將領教了“聖人之道”的分量。
對“攻伐無度，形同流寇”“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掠人妻女財產，隻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這幾條則是從根子上根治。還是至正二十一年，設大都督府，統轄各兵將，設軍政獎懲製度，定各級軍官俸祿，立軍規83條，嚴肅軍紀。恰如海外學者黃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勝利，在於其軍隊相比於諸路‘義軍’，最具國家軍隊的形態。”可這更難辦，嚴令初下時，不少軍將置若罔聞，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於南京玄武湖畔設刑台，公斬32名違紀軍將，其中大部是跟隨他從鳳陽出來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後，朱元璋著孝服，親往弔祭，聲淚俱下一番，恩威並施煞費苦心，從此“綱紀一新”。
有了軍隊，當然要有國家政府。文官的建製也與大都督府同時建起，邀各地士紳出仕為官，安撫地方。李善長為“大都事”，也就是未來的大明帝國“宰相”。“糧餉自足”“養於民”兩條，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軍隊征戰過處，即在當地計丁給田，招募流民墾荒，進而編訂戶籍，保甲連環。賦稅方麵則輕徭薄賦，在至正二十四年決戰陳友諒，至正二十五年平滅張士誠的兩次關鍵時刻，連續兩次下令減免稅賦，招募墾荒，元朝派往朱元璋處的使節楊思義，是當時出名的“農業專家”，朱元璋聞知後將其硬留下來，成為後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戶部尚書。
建“政府”，定“兵製”，肅“軍紀”，興“儒學”，敬“大戶”，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讓一個脫胎於農民起義的朱元璋的“吳”政權，破繭化蝶，漸具“封建國家”雛形。劉伯溫的斷言，實則該補充一句：九惡者，若盡數做成“九不惡”，所謂義軍，實則“封建國家”。
恰如海外明史學家黎東方先生所說：“元末各類割據政權，多徒有‘國家’之表，卻無‘國家’之實，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實，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
既是“國家”當然就要與“紅巾軍”決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滅陳友諒的朱元璋命部將廖永忠將依附於他的紅巾軍“名義領袖”小明王從滁州接至南京，途經江蘇六合時，鑿船將其溺死。這場謀殺不僅意味著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徹底終結，更意味著，一個叫朱元璋的“農民起義領袖”，從今天起成功“洗底”。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滅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擁戴下稱帝，建國號為大明，年號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軍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北逃大漠，元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