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重要的原因，卻在於宇文泰自身，作為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他的名分實在不配。東魏的創立者高歡雖然也是貧寒出身，但高歡畢竟是鮮卑北方官宦家庭的姑爺，在高歡的身後，是一個掌握重兵的鮮卑軍閥集團，宇文泰卻不一樣，他原本就是窮大兵出身，又有不光彩的“逆賊”身份，在鮮卑士族的眼裏，自然是身份低下，在漢族大族的眼裏，也是名分極不配。所以在賀拔嶽死後，雖然侯莫陳悅屬於“篡立”，但因為身份原因，當時的關中大族，還是一邊倒的支持了侯莫陳悅。在出身決定身份的南北朝時代，宇文泰的這一身份鴻溝，無疑是他成就大業的重大障礙。
但也正是這個身份問題，奠定了宇文泰施政的主要特點——漢化。比起高歡因為依託鮮卑軍閥勢力，而採取“大鮮卑主義”政策，宇文泰反其道而行之，主動與關中大族合作。其實在他跟隨賀拔嶽打天下時期，與關中當地的漢人就保持了非常良好的關係。在他南北征戰中，不斷有漢族地主為他提供錢糧，甚至派遣鄉兵助陣，他早期的嫡係軍隊中，就包括了許多漢兵漢將，在他挾持魏孝武帝登基，建立西魏之後，與當地漢族大族的合作，也成了他主要的國策。所以從西魏建立開始，就以其鮮卑軍閥為核心，不斷吸引漢族世家大族參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宇文泰的重要謀臣蘇綽。
蘇綽是陝西武功人，年輕時候就以“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著稱，他得到宇文泰的賞識，是公元534年宇文泰占領長安的時候。當時的宇文泰，自以為已經占有關中，一派誌得意滿的氣概，特意邀請滯留在長安的各家族子弟飲宴，在飲宴期間，麵對洋洋自得的宇文泰，蘇綽不動聲色的一句“將軍此時禍將至也”，引起了宇文泰的側目。麵對宇文泰的怒視，蘇綽不慌不忙，絲絲入扣地分析了此時宇文泰所麵臨的問題，包括“民窮”、“財盡”、“人心不定”等，有理有據，很快讓宇文泰心悅誠服。從此開始，蘇綽就成了宇文泰身邊的重要謀士，這不僅僅是蘇綽個人命運的轉化，更是宇文泰統治政策的改變。這之前的宇文泰，因為出身於下層軍人，對於關中的世家大族並不感冒，他最多隻是和當地的寒門地主有過合作，但是在蘇綽之後，宇文泰的政策，調整為與關中漢族大族之間的全麵合作。很快在蘇綽的主持下，宇文泰出台了“六條詔書”政策，這六條詔書，包括清心、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訴、均賦稅六條。六條之中，其中的“清心”，指的是帝王要提升個人的修養；“教化”，指的是帝王要重視教育，建立學校，普及漢族儒家文化；“盡地利”，指的是鼓勵墾荒，發展農業生產；恤獄訴，說的是要嚴明刑法，清明吏治；均賦稅，就是要減輕老百姓負擔，輕徭薄賦。這幾條內容，大多屬於封建社會都曾出現過的仁政，但唯獨“擢賢良”這條，在宇文泰的政權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義，“擢賢良”中，首先是要恢復曹魏時期的門閥製度，即取材首先要憑門第，這一點是為了籠絡當時在關中依然具有巨大勢力的士族們，但是同時又有“賢良”的要求，即在選拔門閥子弟的時候，要以“賢良”為先，關隴士族的英才們，也就因此被宇文泰所用。比起東魏的高歡來，宇文泰這招顯然要高明得多，東魏的士族們雖然也與東魏政權合作，但一則良莠不齊，反而激化矛盾，二則高歡的“大鮮卑主義”，也導致了與士族之間的多次內耗。而西魏的鮮卑軍閥與當地漢族士族，卻因此實現了“和諧”。
幫助宇文泰實現和諧的蘇綽，是宇文泰身邊的重要名臣。作為名臣，他經常利用一切機會對宇文泰進行“諷諫”。比如有一次陪同宇文泰出遊的時候，路過漢代的倉池，宇文泰突然心血來潮，問起大家倉池的歷史，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唯獨蘇綽侃侃而談。談到最後，主體內容卻變成了要求宇文泰節儉，不要重蹈前代奢侈腐化亡國的教訓，如此進諫，宇文泰卻不生氣，反而當場稱讚蘇綽是“奇才”，竟然一口氣拉他談了三天三夜。就在蘇綽主政期間，對於西魏的政治進行了大膽革新，訂立了36條新製，包括整頓貪汙、裁減官員、設立正長、實行屯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36條新製之中，貫徹最為徹底的就是吏治的改革，將整頓貪汙腐敗，以及考核官員放在了首位。北魏末期以來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狀況得以扭轉。與此同時，宇文泰的大量鮮卑軍隊實行屯田，轉入了農耕生活。而隨後府兵製的推行，使大量漢族農民進入了西魏軍隊中，西魏軍隊的構成，也由原來的鮮卑人為主體，日益變成了以漢族為主，這幾條，均對後來西魏政權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西魏撥亂反正，實行全盤漢化的同時，宇文泰其實並沒有迎來多少“和平年代”，因為高歡建立的東魏，始終作為一個重大威脅存在。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軍事家，高歡深知西魏的威脅，他很想趁自己有生之年，解決掉宇文泰這個麻煩。誠如高歡對自己的親近部將高昂所說“此黑獺為一大患，恐吾兒不及也”。此時的東魏，無論從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完全壓倒了西魏，平滅西魏確實是最好的時機，但幸運的是，這樣的危急局麵，宇文泰最終還是挺了過去。
但也正是這個身份問題，奠定了宇文泰施政的主要特點——漢化。比起高歡因為依託鮮卑軍閥勢力，而採取“大鮮卑主義”政策，宇文泰反其道而行之，主動與關中大族合作。其實在他跟隨賀拔嶽打天下時期，與關中當地的漢人就保持了非常良好的關係。在他南北征戰中，不斷有漢族地主為他提供錢糧，甚至派遣鄉兵助陣，他早期的嫡係軍隊中，就包括了許多漢兵漢將，在他挾持魏孝武帝登基，建立西魏之後，與當地漢族大族的合作，也成了他主要的國策。所以從西魏建立開始，就以其鮮卑軍閥為核心，不斷吸引漢族世家大族參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宇文泰的重要謀臣蘇綽。
蘇綽是陝西武功人，年輕時候就以“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著稱，他得到宇文泰的賞識，是公元534年宇文泰占領長安的時候。當時的宇文泰，自以為已經占有關中，一派誌得意滿的氣概，特意邀請滯留在長安的各家族子弟飲宴，在飲宴期間，麵對洋洋自得的宇文泰，蘇綽不動聲色的一句“將軍此時禍將至也”，引起了宇文泰的側目。麵對宇文泰的怒視，蘇綽不慌不忙，絲絲入扣地分析了此時宇文泰所麵臨的問題，包括“民窮”、“財盡”、“人心不定”等，有理有據，很快讓宇文泰心悅誠服。從此開始，蘇綽就成了宇文泰身邊的重要謀士，這不僅僅是蘇綽個人命運的轉化，更是宇文泰統治政策的改變。這之前的宇文泰，因為出身於下層軍人，對於關中的世家大族並不感冒，他最多隻是和當地的寒門地主有過合作，但是在蘇綽之後，宇文泰的政策，調整為與關中漢族大族之間的全麵合作。很快在蘇綽的主持下，宇文泰出台了“六條詔書”政策，這六條詔書，包括清心、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訴、均賦稅六條。六條之中，其中的“清心”，指的是帝王要提升個人的修養；“教化”，指的是帝王要重視教育，建立學校，普及漢族儒家文化；“盡地利”，指的是鼓勵墾荒，發展農業生產；恤獄訴，說的是要嚴明刑法，清明吏治；均賦稅，就是要減輕老百姓負擔，輕徭薄賦。這幾條內容，大多屬於封建社會都曾出現過的仁政，但唯獨“擢賢良”這條，在宇文泰的政權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義，“擢賢良”中，首先是要恢復曹魏時期的門閥製度，即取材首先要憑門第，這一點是為了籠絡當時在關中依然具有巨大勢力的士族們，但是同時又有“賢良”的要求，即在選拔門閥子弟的時候，要以“賢良”為先，關隴士族的英才們，也就因此被宇文泰所用。比起東魏的高歡來，宇文泰這招顯然要高明得多，東魏的士族們雖然也與東魏政權合作，但一則良莠不齊，反而激化矛盾，二則高歡的“大鮮卑主義”，也導致了與士族之間的多次內耗。而西魏的鮮卑軍閥與當地漢族士族，卻因此實現了“和諧”。
幫助宇文泰實現和諧的蘇綽，是宇文泰身邊的重要名臣。作為名臣，他經常利用一切機會對宇文泰進行“諷諫”。比如有一次陪同宇文泰出遊的時候，路過漢代的倉池，宇文泰突然心血來潮，問起大家倉池的歷史，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唯獨蘇綽侃侃而談。談到最後，主體內容卻變成了要求宇文泰節儉，不要重蹈前代奢侈腐化亡國的教訓，如此進諫，宇文泰卻不生氣，反而當場稱讚蘇綽是“奇才”，竟然一口氣拉他談了三天三夜。就在蘇綽主政期間，對於西魏的政治進行了大膽革新，訂立了36條新製，包括整頓貪汙、裁減官員、設立正長、實行屯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36條新製之中，貫徹最為徹底的就是吏治的改革，將整頓貪汙腐敗，以及考核官員放在了首位。北魏末期以來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狀況得以扭轉。與此同時，宇文泰的大量鮮卑軍隊實行屯田，轉入了農耕生活。而隨後府兵製的推行，使大量漢族農民進入了西魏軍隊中，西魏軍隊的構成，也由原來的鮮卑人為主體，日益變成了以漢族為主，這幾條，均對後來西魏政權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西魏撥亂反正，實行全盤漢化的同時，宇文泰其實並沒有迎來多少“和平年代”，因為高歡建立的東魏，始終作為一個重大威脅存在。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軍事家，高歡深知西魏的威脅，他很想趁自己有生之年，解決掉宇文泰這個麻煩。誠如高歡對自己的親近部將高昂所說“此黑獺為一大患，恐吾兒不及也”。此時的東魏，無論從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完全壓倒了西魏，平滅西魏確實是最好的時機，但幸運的是，這樣的危急局麵，宇文泰最終還是挺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