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推薦了桓溫的虞翼，從桓溫年輕的時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時代，桓溫即“有大誌”，且交友甚廣，與當時的許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們在一起談論時，經常討論到北方的國土，每到這個時候，桓溫都會格外激動。一次說起西晉滅亡的恥辱，桓溫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輕時代的桓溫，是個十足的“愛國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現卻證明，桓溫不但是“憤青”，而且是一個“奮青”。
說到這個曾經舉薦桓溫的虞翼，對於桓溫的早期人生來說，是一個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溫與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對桓溫的推薦，一麵來自他和桓溫的私交，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士族政治，還處於相對清明的上升期。我們今天想到世襲把持大權的“士族”，往往會把它與“腐朽”、“沒落”等字眼聯繫起來，但是在當時，東晉士族，還保持著勃勃上升的朝氣。那一代的士族貴族，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賢士，且道德修養和氣度涵養都非常高，後人心嚮往之的“魏晉風度”，在這時期是一個高峰期。在國家大計方麵，士族們更以舉薦人才、尊重賢良為榮，這種相對清明的士族政治環境，讓桓溫可以迅速冒頭。桓溫在徐州大展拳腳的時候，虞翼過世了，按說一個欣賞自己的人去世，對桓溫來說不是什麽好事，但這個人的死，再次給了桓溫機會。虞翼生前擔任的職務，是荊州刺史，這個職務在當時位高權重，既占有物產豐富的荊州地區，又要擔負抗擊北方政權入侵、保衛國家的責任，可以說是當時東晉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來擔任，按照東晉時代士族的規矩，上一代官員去世了，下一個繼承人，直接從他家族的子孫裏選擇直係親屬，主要是兒子來繼承。當時晉安帝意圖讓虞翼的兒子虞愛之接任，然而眾多士族大臣卻極力反對。比如當時擔任中書監的何充，就連續7次向晉安帝上奏，認為如果僅僅為了遵循家族繼承的法則，讓一個毛頭小夥子擔任這樣重大的職責，這不僅是對他本人不負責，更是拿國家的前途命運開玩笑。最後在眾多士族貴族的堅持下，在徐州任上頗有建樹的桓溫，正式被任命為荊州刺史，這個官職非同小可，全稱是“安西將軍，都督荊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也就是說，這時候的桓溫，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地方官，而是總領了東晉最重要的邊鎮荊州的民事、司法、軍務等所有大權。如此重大的職務，卻通過這樣簡單方式得到了。這時期的東晉士族，在政治氛圍上，確實也可見其清明向上。
【二】
桓溫擔任荊州刺史的時間，是公元346年，這一年的他34歲，正是一個政治家風華正茂的時代，他繼續自己的“奮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荊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圍繞怎樣加強荊州的防務，桓溫到任後，立刻提出了一個瘋狂的想法——主動進攻。桓溫認為，當時東晉的北麵，是羯族梟雄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這個政權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屬於最強，東晉的東麵，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漢政權。這時候偏安東南的東晉政權，在它的正北麵和正西麵，都麵臨著強敵，一旦對方聯合攻擊，腹背受敵的東晉，就會變得非常危險，無論怎樣加強防禦，都無法長期持久。對比後來的南宋政權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對於防禦蒙古軍入侵不可謂不努力，鐵壁堅城的釣魚城，甚至創造了擊斃蒙古可汗的戰功，而血肉鑄就的荊襄防線，更讓天下無敵的蒙古大軍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是，當南宋西麵的大理被攻克後，腹背受敵的南宋，立刻全線崩潰。東晉當時的邊防形勢，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說更糟糕，因為東晉在人口、兵源，還有最關鍵的經濟實力上，都遠遠不如後來的南宋。這個危險的戰略漏洞，被到任荊州的桓溫一眼發現了。
桓溫不但發現問題，還要解決問題，北麵的石勒和西麵的成漢，東晉至少要解決掉其中一個。桓溫的主張是“先易後難”，也就是對北麵石勒政權以防禦為主，集中力量，消滅盤踞在四川的成漢政權。他的奏議一出，立刻使東晉滿朝譁然。自古以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是中國人的共識，北麵的石勒政權，統治區域為平原，從地理角度說更容易攻打；西麵的成漢政權，有四川盆地的天險庇護，就是三國時候的劉備，也是費盡心機，耍詐才得以進去的。桓溫的這個主張，表麵看是不合常理的。對此，桓溫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北方的石勒，這時期仍然處於政權的上升階段，軍事力量強大，在統治區域裏也很有政治手腕，很會收攬北方民心，不是一時可以戰勝的。而四川的成漢則不同，這時候的成漢政權，已經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離心離德，正是消滅它的最好機會。雖然出身貴族，但這時候的桓溫，已經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東晉大多數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溫的奏議，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包括當年舉薦桓溫的何充，關鍵時刻，桓溫兒時的另一個朋友，當時的名臣劉炎，堅決地站在了桓溫的一邊。此時劉炎正得晉安帝的寵信，說話很有分量，他認為桓溫的主張是可行的，甚至對晉安帝說“觀其蒲博，不必勝，則不為”。他這句話真可謂說到了桓溫心裏，桓溫打仗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謀而後動，沒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絕對不會打。
說到這個曾經舉薦桓溫的虞翼，對於桓溫的早期人生來說，是一個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溫與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對桓溫的推薦，一麵來自他和桓溫的私交，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士族政治，還處於相對清明的上升期。我們今天想到世襲把持大權的“士族”，往往會把它與“腐朽”、“沒落”等字眼聯繫起來，但是在當時，東晉士族，還保持著勃勃上升的朝氣。那一代的士族貴族，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賢士，且道德修養和氣度涵養都非常高，後人心嚮往之的“魏晉風度”，在這時期是一個高峰期。在國家大計方麵，士族們更以舉薦人才、尊重賢良為榮，這種相對清明的士族政治環境，讓桓溫可以迅速冒頭。桓溫在徐州大展拳腳的時候，虞翼過世了，按說一個欣賞自己的人去世，對桓溫來說不是什麽好事，但這個人的死，再次給了桓溫機會。虞翼生前擔任的職務，是荊州刺史，這個職務在當時位高權重，既占有物產豐富的荊州地區，又要擔負抗擊北方政權入侵、保衛國家的責任，可以說是當時東晉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來擔任，按照東晉時代士族的規矩，上一代官員去世了，下一個繼承人，直接從他家族的子孫裏選擇直係親屬，主要是兒子來繼承。當時晉安帝意圖讓虞翼的兒子虞愛之接任，然而眾多士族大臣卻極力反對。比如當時擔任中書監的何充，就連續7次向晉安帝上奏，認為如果僅僅為了遵循家族繼承的法則，讓一個毛頭小夥子擔任這樣重大的職責，這不僅是對他本人不負責，更是拿國家的前途命運開玩笑。最後在眾多士族貴族的堅持下，在徐州任上頗有建樹的桓溫，正式被任命為荊州刺史，這個官職非同小可，全稱是“安西將軍，都督荊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也就是說，這時候的桓溫，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地方官，而是總領了東晉最重要的邊鎮荊州的民事、司法、軍務等所有大權。如此重大的職務，卻通過這樣簡單方式得到了。這時期的東晉士族，在政治氛圍上，確實也可見其清明向上。
【二】
桓溫擔任荊州刺史的時間，是公元346年，這一年的他34歲，正是一個政治家風華正茂的時代，他繼續自己的“奮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荊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圍繞怎樣加強荊州的防務，桓溫到任後，立刻提出了一個瘋狂的想法——主動進攻。桓溫認為，當時東晉的北麵，是羯族梟雄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這個政權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屬於最強，東晉的東麵，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漢政權。這時候偏安東南的東晉政權，在它的正北麵和正西麵，都麵臨著強敵，一旦對方聯合攻擊，腹背受敵的東晉，就會變得非常危險，無論怎樣加強防禦，都無法長期持久。對比後來的南宋政權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對於防禦蒙古軍入侵不可謂不努力，鐵壁堅城的釣魚城，甚至創造了擊斃蒙古可汗的戰功，而血肉鑄就的荊襄防線，更讓天下無敵的蒙古大軍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是，當南宋西麵的大理被攻克後，腹背受敵的南宋，立刻全線崩潰。東晉當時的邊防形勢，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說更糟糕，因為東晉在人口、兵源，還有最關鍵的經濟實力上，都遠遠不如後來的南宋。這個危險的戰略漏洞，被到任荊州的桓溫一眼發現了。
桓溫不但發現問題，還要解決問題，北麵的石勒和西麵的成漢，東晉至少要解決掉其中一個。桓溫的主張是“先易後難”，也就是對北麵石勒政權以防禦為主，集中力量，消滅盤踞在四川的成漢政權。他的奏議一出，立刻使東晉滿朝譁然。自古以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是中國人的共識，北麵的石勒政權，統治區域為平原，從地理角度說更容易攻打；西麵的成漢政權，有四川盆地的天險庇護，就是三國時候的劉備，也是費盡心機，耍詐才得以進去的。桓溫的這個主張，表麵看是不合常理的。對此，桓溫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北方的石勒，這時期仍然處於政權的上升階段，軍事力量強大，在統治區域裏也很有政治手腕，很會收攬北方民心，不是一時可以戰勝的。而四川的成漢則不同，這時候的成漢政權，已經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離心離德，正是消滅它的最好機會。雖然出身貴族，但這時候的桓溫，已經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東晉大多數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溫的奏議，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包括當年舉薦桓溫的何充，關鍵時刻，桓溫兒時的另一個朋友，當時的名臣劉炎，堅決地站在了桓溫的一邊。此時劉炎正得晉安帝的寵信，說話很有分量，他認為桓溫的主張是可行的，甚至對晉安帝說“觀其蒲博，不必勝，則不為”。他這句話真可謂說到了桓溫心裏，桓溫打仗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謀而後動，沒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絕對不會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