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戰國時期秦國的歷史就知道了，秦國在秦孝公改革後的130多年裏，就一直處於折騰中。從秦孝公到嬴政，秦國除了有過短暫的罷兵外，幾乎是無歲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國的國民經濟不但沒有拖垮，反而越來越強。秦國歷代國君在使用民力上，從來都是不吝嗇的，比如秦昭襄王時期，就曾下令全國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都從軍，開赴長平戰場，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長平之戰的勝利大局，這一場戰爭讓秦國傷亡過半，但是僅僅一年後，秦國又以50萬大軍包圍邯鄲，卻遭到了魏國、楚國的聯合夾擊，大敗虧輸。即使如此，秦國也很快地恢復過來，不管每次他們付出的犧牲有多大，傷亡多慘重，他們這種迅速的療傷能力，是六國裏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及的。
秦國之所以有這樣的療傷能力，不是因為秦國人覺悟高，而是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商鞅變法後，經過兩個階段的持續推行變法，確立了秦國人對法律的絕對敬畏感，這種敬畏感，製造了秦國令行禁止的特徵，幾乎所有出使秦國的六國使臣，都曾羨慕過秦國官員的嚴謹守法。但這樣的條件，是無法短期內複製給其他諸侯國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當時秦國有獎勵軍功的政策，發動戰爭，本來就是給草根們出頭的機會，而秦國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們從來不懼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滅的六國，卻不是這樣的，拿著對秦國百姓的政策對待他們，隻能說是找錯了對象。
但秦始皇顯然認識不到這一點，當年，以秦國區區一二百萬人口，就可以發動百萬人的軍事行動，七八十萬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現在我手裏有2000萬人，又怎麽能說濫用民力呢。但問題是他手裏的2000萬人，來自於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關中平原。在國家剛剛統一，人心思治的情況下，卻依然繼續在折騰，任誰也不會滿意的。
當年秦國變法的實質，就是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樹立嚴格的法律，建成一個高效率的專製國家。在統一了六國之後，秦始皇也打算這麽做，但是無論時機還是經濟條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覺好得很，折騰的事情越來越多，至於他這時期被人指摘的各類劣跡，比如修阿房宮，修秦始皇陵，整日驕奢淫樂，其實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節”問題。大節問題是，他沒有搞清楚這個國家建設的主次問題，需要先做什麽，後做什麽。而且這不是他突然犯的錯誤，而是一個經常有的軟肋。
秦始皇這個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頑強的精神，豪氣幹雲的做派，確實是一個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戰略選擇問題。早年在滅六國的時候，為選擇一個什麽樣的順序，他曾經輾轉反側，舉棋不定，最後還是在尉繚的幫助下，才找到了國家統一最後一步的鑰匙。秦始皇具有堅決的執行能力，狂熱的工作欲望和權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質。這一點素質的差別，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後的這一出鬧劇。
秦始皇犯了錯誤，但更大的悲劇是，他的這個錯誤從他即位之後就一直在繼續著，秦始皇從公元前220年起，就開始營造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驪山墓葬群也開始修築，一個秦始皇陵，又調動了70萬民夫。全天下的青壯年，都要繞著他來轉。他忘記了一件事：六國滅亡後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麵子，最需要的是要醫療戰爭的創傷。平定越族的戰爭，原本是可以暫緩的，秦始皇偏偏想幾手都要抓，既要恢復經濟，又要上馬工程項目，最後長城修起來了，秦朝卻搖搖欲墜了。
秦始皇的錯誤，他自己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相反還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後，曾多次出去巡遊，比如東巡、南巡，勞民傷財更是無數。但巡遊同樣也是有理由的，此時國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遊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穩定國家大局。理論上說是沒錯，但中國老百姓的要求很簡單，他們想的是安安心心地過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個搞笑事，就是他開始信任方士，到處求神仙，甚至還出了徐福東渡的典故。統一大業完成後的秦始皇，其表現做派，和他統一六國的征戰時期判若雲泥，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改變呢？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像這種國家結束分裂後迅速陷入戰亂的典故，不止秦朝這一家。比如西晉，比如隋朝。而且西晉和隋朝，都是經過了幾十年修養生息後完成國家統一的，國家的財政儲備和人口數量，都要遠遠好於這時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當，國家內外政策失調，就會立刻陷入分崩離析之中，無論是古代王朝還是現代文明國家，他的內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兩端，隻有天平保持平衡，國家才能保持長久的穩定。而在秦始皇時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兩端，都拚命地加砝碼，結果就是整個天平的斷裂。
為什麽會犯這樣的錯誤？
其實所有關於秦始皇的評價中，或許有一個人的評價，是一針見血的，就是曾經在秦始皇手下做過國尉，中國歷史上的傑出軍事家：尉繚。
尉繚這個人，在輔佐秦始皇時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戰略眼光。在確定滅六國的方案時，正是他製定出來正確的政策，保證了秦國順利完成國家統一。然而尉繚卻還有一個能力：看人的眼光。當年秦始皇還隻是秦王的時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點：“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謙卑待人，得誌於天下以後就會輕易吞食人。”當時的秦始皇聽到這個評價，反而對尉繚非常賞識，因為在他眼裏，這本身就不是什麽缺點。
秦國之所以有這樣的療傷能力，不是因為秦國人覺悟高，而是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商鞅變法後，經過兩個階段的持續推行變法，確立了秦國人對法律的絕對敬畏感，這種敬畏感，製造了秦國令行禁止的特徵，幾乎所有出使秦國的六國使臣，都曾羨慕過秦國官員的嚴謹守法。但這樣的條件，是無法短期內複製給其他諸侯國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當時秦國有獎勵軍功的政策，發動戰爭，本來就是給草根們出頭的機會，而秦國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們從來不懼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滅的六國，卻不是這樣的，拿著對秦國百姓的政策對待他們，隻能說是找錯了對象。
但秦始皇顯然認識不到這一點，當年，以秦國區區一二百萬人口，就可以發動百萬人的軍事行動，七八十萬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現在我手裏有2000萬人，又怎麽能說濫用民力呢。但問題是他手裏的2000萬人，來自於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關中平原。在國家剛剛統一，人心思治的情況下，卻依然繼續在折騰，任誰也不會滿意的。
當年秦國變法的實質，就是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樹立嚴格的法律，建成一個高效率的專製國家。在統一了六國之後，秦始皇也打算這麽做，但是無論時機還是經濟條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覺好得很，折騰的事情越來越多，至於他這時期被人指摘的各類劣跡，比如修阿房宮，修秦始皇陵，整日驕奢淫樂，其實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節”問題。大節問題是，他沒有搞清楚這個國家建設的主次問題，需要先做什麽，後做什麽。而且這不是他突然犯的錯誤，而是一個經常有的軟肋。
秦始皇這個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頑強的精神，豪氣幹雲的做派，確實是一個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戰略選擇問題。早年在滅六國的時候，為選擇一個什麽樣的順序，他曾經輾轉反側，舉棋不定，最後還是在尉繚的幫助下，才找到了國家統一最後一步的鑰匙。秦始皇具有堅決的執行能力，狂熱的工作欲望和權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質。這一點素質的差別，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後的這一出鬧劇。
秦始皇犯了錯誤，但更大的悲劇是，他的這個錯誤從他即位之後就一直在繼續著，秦始皇從公元前220年起，就開始營造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驪山墓葬群也開始修築，一個秦始皇陵，又調動了70萬民夫。全天下的青壯年，都要繞著他來轉。他忘記了一件事：六國滅亡後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麵子，最需要的是要醫療戰爭的創傷。平定越族的戰爭，原本是可以暫緩的，秦始皇偏偏想幾手都要抓，既要恢復經濟，又要上馬工程項目，最後長城修起來了，秦朝卻搖搖欲墜了。
秦始皇的錯誤，他自己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相反還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後，曾多次出去巡遊，比如東巡、南巡，勞民傷財更是無數。但巡遊同樣也是有理由的，此時國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遊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穩定國家大局。理論上說是沒錯，但中國老百姓的要求很簡單，他們想的是安安心心地過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個搞笑事，就是他開始信任方士，到處求神仙，甚至還出了徐福東渡的典故。統一大業完成後的秦始皇，其表現做派，和他統一六國的征戰時期判若雲泥，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改變呢？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像這種國家結束分裂後迅速陷入戰亂的典故，不止秦朝這一家。比如西晉，比如隋朝。而且西晉和隋朝，都是經過了幾十年修養生息後完成國家統一的，國家的財政儲備和人口數量，都要遠遠好於這時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當，國家內外政策失調，就會立刻陷入分崩離析之中，無論是古代王朝還是現代文明國家，他的內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兩端，隻有天平保持平衡，國家才能保持長久的穩定。而在秦始皇時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兩端，都拚命地加砝碼，結果就是整個天平的斷裂。
為什麽會犯這樣的錯誤？
其實所有關於秦始皇的評價中，或許有一個人的評價，是一針見血的，就是曾經在秦始皇手下做過國尉，中國歷史上的傑出軍事家：尉繚。
尉繚這個人，在輔佐秦始皇時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戰略眼光。在確定滅六國的方案時，正是他製定出來正確的政策，保證了秦國順利完成國家統一。然而尉繚卻還有一個能力：看人的眼光。當年秦始皇還隻是秦王的時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點：“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謙卑待人，得誌於天下以後就會輕易吞食人。”當時的秦始皇聽到這個評價，反而對尉繚非常賞識，因為在他眼裏，這本身就不是什麽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