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鄭莊公小霸的時候，就曾經通過發展工商業的方式來提升國家實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業，包括西周時期的工商業，其實隻是“奴隸主的遊戲”。奴隸製社會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為奴隸主的衍生品出現的，當時商人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奴隸主兜售奢侈品。那時候的中國老百姓貧富差距大，社會地位低，奴隸們連飯都吃不飽，平民和自耕農生活窮困，地位低下，能參與商業活動的，隻有有錢又有閑的奴隸主們。
但是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局麵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的歷次變革，帶來的收入分配影響，就是社會財富分布方式的變化，大批的社會財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階層，甚至自耕農也擁有了一部分財富。農業產量的提高，也讓農民們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換的剩餘物資。春秋時代的自耕農，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強用於餬口，但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尋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農作物用於商品交換。所以大量農民參與到商業活動中，是這時期中國工商業的一個劃時代變革。
戰國商業繁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華夏族活動區域的擴大。西周時代的中原諸侯國，主要的活動區域集中在黃河流域，而隨著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延續，華夏族的活動區域日益擴大，原本屬於蠻夷地區的江漢平原、江南地區以及關中地區，和中原傳統經濟區的往來日多。往來多的，貨物的相互輸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時候，中原地區的商品貿易已經很繁榮了，大量原本隻屬於貴族專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麵，許多商人通過買賣的輾轉，一躍成為新富階層，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範蠡，他在逃離越國後轉行經商，很快富可敵國，成了後來中國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這時期參與商品買賣的人物也日益增多。從原先的貴族，擴展到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不僅是大商人們向農民收購農產品，向手工業者收購手工業品，更出現了平民與平民之間的交易，比如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易。中國這時期工商業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時代可謂是激增，而這時期最暴利的貿易行業，就是奢侈品的交易買賣。戰國時期，舊貴族解體，新地主大量湧現，暴發戶日益增多，對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賣到北方市場上，差價竟然高達200倍。按照荀子的說法，北方的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場都應有盡有。這時期中國的工商業活動，不但全民化，全國化，更加國際化。
商品經濟的繁榮，也造就了一個新富階層——工商地主階層。在春秋戰國的風雲變化中，他們是遊走於各方勢力的萬金油。工商地主們通過商業貿易，迅速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他們又將財富用來購買土地，成為新富的地主階層。這些人又做買賣又種地，經濟效益利滾利。有些人還實現了跨地域經營，在列國各地設立商號，壟斷貿易流通渠道，實現了“跨國經營”。戰國的國家沒有統一，戰國的商業市場，卻陸續被他們統一了。
有了錢的工商地主們，自然也開始惦記上了權力，他們本身的發家，就是通過結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錢以後，他們也開始把錢用於打通政治關節，不但為商業經營謀取便利，更開始謀求操縱國家政權，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呂不韋。他在趙國的時候，把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當“奇貨”，又送老婆又送錢，更幫助他回國謀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資很快收到了回報，當上秦王的公子異人，給予了他夢寐以求的東西——權力，他成了秦國的相國，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稱他為“仲父”。這些早期權力體係的萬金油們，隨著經濟力量的擴大，也從原先權力體係的寄生地位，逐漸變成了主宰地位。
與工商地主同時遊走於戰國工商業圈的，還有信貸地主。所謂的信貸地主，按照民間的說法，就是“放高利貸”的。戰國時代放高利貸的都不簡單，大多都是地主階層裏的“新貴族”，尤其是新貴族裏的君子們。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們經商是主業，搞政治是副業，信貸地主們搞政治是主業，放高利貸是副業。比如孟嚐君的高利貸收入，大多用來饋贈門客，擴大勢力，而當上相國的呂不韋，反而利用權力壟斷了洛陽的工商業，大搖大擺幹起了官僚。
繁榮的商品經濟下，中國的封建城市化進程，在戰國時期越演越烈，且從未因為戰國的戰亂而割裂。春秋時期，即使是諸侯國的國都，最大也不會超過900丈，跟戰國時期的城市比，幾乎就寒磣了。戰國時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區擴張的過程，也是新城市不斷湧現的過程。這時期出現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縣、河北邯鄲、河南開封、河南洛陽，而老城市的規模也在擴大，比如齊國的國都臨淄，在戰國早期已經有了7萬戶，人口21萬，這個數據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對比一下，一千年後的西歐大城市倫敦，也不過隻有10多萬人。這是一個值得每個熱愛中國歷史的朋友驕傲的數字。
第二十三章 韓趙魏的沒落史
戰國時代的一大特徵，就是舊勢力的瓦解，這裏的舊勢力，不僅包括奴隸主貴族階層，更包括春秋時代，那些盛極一時的諸侯國們。
春秋時代的爭霸，雖然霸主有五個，但真正作為主線的，是晉國和楚國的南北爭霸，對於春秋時代的諸侯國勢力秩序來說，晉國和楚國，就是這個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兩端。戰國時代的統一過程，首先就是這兩個國家的瓦解和衰落過程。
但是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局麵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的歷次變革，帶來的收入分配影響，就是社會財富分布方式的變化，大批的社會財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階層，甚至自耕農也擁有了一部分財富。農業產量的提高，也讓農民們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換的剩餘物資。春秋時代的自耕農，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強用於餬口，但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尋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農作物用於商品交換。所以大量農民參與到商業活動中，是這時期中國工商業的一個劃時代變革。
戰國商業繁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華夏族活動區域的擴大。西周時代的中原諸侯國，主要的活動區域集中在黃河流域，而隨著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延續，華夏族的活動區域日益擴大，原本屬於蠻夷地區的江漢平原、江南地區以及關中地區，和中原傳統經濟區的往來日多。往來多的，貨物的相互輸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時候，中原地區的商品貿易已經很繁榮了，大量原本隻屬於貴族專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麵，許多商人通過買賣的輾轉，一躍成為新富階層，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範蠡，他在逃離越國後轉行經商，很快富可敵國，成了後來中國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這時期參與商品買賣的人物也日益增多。從原先的貴族，擴展到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不僅是大商人們向農民收購農產品，向手工業者收購手工業品，更出現了平民與平民之間的交易，比如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易。中國這時期工商業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時代可謂是激增，而這時期最暴利的貿易行業，就是奢侈品的交易買賣。戰國時期，舊貴族解體，新地主大量湧現，暴發戶日益增多，對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賣到北方市場上，差價竟然高達200倍。按照荀子的說法，北方的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場都應有盡有。這時期中國的工商業活動，不但全民化，全國化，更加國際化。
商品經濟的繁榮，也造就了一個新富階層——工商地主階層。在春秋戰國的風雲變化中，他們是遊走於各方勢力的萬金油。工商地主們通過商業貿易，迅速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他們又將財富用來購買土地，成為新富的地主階層。這些人又做買賣又種地，經濟效益利滾利。有些人還實現了跨地域經營，在列國各地設立商號，壟斷貿易流通渠道，實現了“跨國經營”。戰國的國家沒有統一，戰國的商業市場，卻陸續被他們統一了。
有了錢的工商地主們，自然也開始惦記上了權力，他們本身的發家，就是通過結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錢以後，他們也開始把錢用於打通政治關節，不但為商業經營謀取便利，更開始謀求操縱國家政權，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呂不韋。他在趙國的時候，把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當“奇貨”，又送老婆又送錢，更幫助他回國謀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資很快收到了回報，當上秦王的公子異人，給予了他夢寐以求的東西——權力，他成了秦國的相國，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稱他為“仲父”。這些早期權力體係的萬金油們，隨著經濟力量的擴大，也從原先權力體係的寄生地位，逐漸變成了主宰地位。
與工商地主同時遊走於戰國工商業圈的，還有信貸地主。所謂的信貸地主，按照民間的說法，就是“放高利貸”的。戰國時代放高利貸的都不簡單，大多都是地主階層裏的“新貴族”，尤其是新貴族裏的君子們。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們經商是主業，搞政治是副業，信貸地主們搞政治是主業，放高利貸是副業。比如孟嚐君的高利貸收入，大多用來饋贈門客，擴大勢力，而當上相國的呂不韋，反而利用權力壟斷了洛陽的工商業，大搖大擺幹起了官僚。
繁榮的商品經濟下，中國的封建城市化進程，在戰國時期越演越烈，且從未因為戰國的戰亂而割裂。春秋時期，即使是諸侯國的國都，最大也不會超過900丈，跟戰國時期的城市比，幾乎就寒磣了。戰國時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區擴張的過程，也是新城市不斷湧現的過程。這時期出現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縣、河北邯鄲、河南開封、河南洛陽，而老城市的規模也在擴大，比如齊國的國都臨淄，在戰國早期已經有了7萬戶，人口21萬，這個數據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對比一下，一千年後的西歐大城市倫敦，也不過隻有10多萬人。這是一個值得每個熱愛中國歷史的朋友驕傲的數字。
第二十三章 韓趙魏的沒落史
戰國時代的一大特徵，就是舊勢力的瓦解，這裏的舊勢力，不僅包括奴隸主貴族階層，更包括春秋時代，那些盛極一時的諸侯國們。
春秋時代的爭霸，雖然霸主有五個，但真正作為主線的，是晉國和楚國的南北爭霸，對於春秋時代的諸侯國勢力秩序來說，晉國和楚國，就是這個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兩端。戰國時代的統一過程，首先就是這兩個國家的瓦解和衰落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