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階層的第二個類型，就是戰國時代的官僚階層。他們取代了過去的舊貴族，成為戰國時代國家政權的執行者，成為國君中央集團的幫手，而他們成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過建立功勳，得到國君的土地賞賜。戰國時代，國君對於臣下的最主要賞賜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晉地區的韓趙魏三國，當年曾經是商鞅主人的魏國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賞賜給他的土地，最高的時候就有100萬畝。吳起當年因為守備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賞賜土地20萬畝。這一類地主的成分比較複雜，有的是舊貴族轉化來的，出身比較高貴，比如公叔座；有的卻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過建立功業一步登天，吳起就是這一類型。
除了國君賞賜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資眼光。在這時代裏，他們喜歡把所得的俸祿用來購買土地，比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對土地的熱愛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帶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買下來。他母親也因為這個，斷定他沒有帶兵之能。而在當時，官僚階層的這種情況很普遍，錢是容易貶值的，土地卻是永遠不會貶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徵，也是經濟的保障。
官僚地主階層的擴大，也和戰國各類變法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有關：獎勵軍功。這項政策最早實行在魏國，後來商鞅在秦國發揚光大。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把土地作為獎勵方式，授予那些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人。這些通過軍功、戰功獲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們往往是戰國政壇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階層的又一個類型，是很有“勵誌意義”的，那就是布衣地主，這一群體有兩個類型，一種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種是從自耕農、手工業者，甚至奴隸轉化而來的地主。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買賣。這個群體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業者出身的地主階層，戰國時代一句流行語是：以經商來發財，以土地來保財。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權傾朝野的呂不韋，就是這一類型人物裏的傑出代表。
而更有勵誌意義的另一個群體是，許多自耕農通過個人的辛勤勞動，逐漸擁有了土地。這一群體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國、趙國地區。當時的統治者，普遍採取了獎勵墾荒的政策，國家給予墾荒者法律上的保護，並提供農具，特別是秦國，隻要你敢刨地，要什麽支持國家就給你什麽支持。商鞅在秦國實施的“廢井田，開阡陌”運動，更成為這一過程的催化劑，許多早期的自耕農們通過銳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秦國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長，六國人口大量湧入，是因為那裏是從自耕農變成地主難度最小的地方。
【二】
有了地主，自然對應著要有農民，作為被地主踩在腳下的群體，戰國時期的農民，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僱農三個群體。
其中自耕農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奴隸社會的平民階層，但更多的卻是奴隸社會的逃亡奴隸，那些早期擺脫奴隸主統治的逃亡奴隸們，通過積極的墾荒，流亡到新的地區開闢新土地，逐漸成為了擁有合法財產的自耕農。這一類自耕農，普遍分布在當時的秦國和楚國以及吳國地區，隨著中原地區的戰亂頻繁，大批奴隸逃亡，他們開始往地廣人稀的地區遷移，今天的華東、關中、江漢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戰國時期不同國家的變法，內容雖然不同，但其中一個目的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拚命增加自耕農的數量。因為自耕農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國家可以收取稅收的稅源擴大，保證新興的封建製國家建立完備的財政收支體係。這一點上，戰國變法的宗師李悝曾經有過精闢的概括：農傷則國貧。但是對於各路諸侯國來說，自耕農的增加是最困難的，因為國君下麵的地主階層，都在想方設法地隱瞞人口，把大量的人口變為自己的佃農。所以魏國變法的時候，採取的是國家提供農具和法律保護的方式，來增加自耕農數量，而到了秦國商鞅變法的時候，卻採取了更加嚴苛的措施，嚴苛到一戶農家裏，兄弟成人後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處罰，且大力推行保甲連坐製度。趙國名將趙奢早年做稅官時，之所以開罪了當時權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為平原君故意隱瞞人口，逃避賦稅。一個封建製國家勃興的時期，勢必是自耕農數量甚多的時期，而一個封建製國家衰落的主要起點，就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這個經濟規律從戰國時期就開始了。
戰國時期的自耕農，在富裕程度上，還不能和後來的漢唐宋明相比，那時候生產落後，土地產量低，一家自耕農的土地，大約在30畝左右。他們擁有種子、農具，也要承擔繁重的賦稅。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的稅率不相同，以魏國強盛時期的魏文侯時代為例，當時的魏國改革家李悝曾經估算過，一家有30畝土地的自耕農，按5口人計算，每畝的糧食產量是3鬥，他們需要承擔的稅賦，大約是十分之一。交完稅的糧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賣錢的大約有三分之一。賣到的錢，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銷，也就能勉強維持一個溫飽。這還是普通的生產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災害，自耕農破產就會成為普遍的事情。所以戰國時代，各國都非常重視水利的修築，用以維持生產的穩定。即使如此，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貧困程度上，要遠遠大於後來統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國農民。
除了國君賞賜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資眼光。在這時代裏，他們喜歡把所得的俸祿用來購買土地，比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對土地的熱愛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帶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買下來。他母親也因為這個，斷定他沒有帶兵之能。而在當時，官僚階層的這種情況很普遍，錢是容易貶值的，土地卻是永遠不會貶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徵，也是經濟的保障。
官僚地主階層的擴大，也和戰國各類變法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有關：獎勵軍功。這項政策最早實行在魏國，後來商鞅在秦國發揚光大。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把土地作為獎勵方式，授予那些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人。這些通過軍功、戰功獲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們往往是戰國政壇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階層的又一個類型，是很有“勵誌意義”的，那就是布衣地主，這一群體有兩個類型，一種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種是從自耕農、手工業者，甚至奴隸轉化而來的地主。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買賣。這個群體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業者出身的地主階層，戰國時代一句流行語是：以經商來發財，以土地來保財。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權傾朝野的呂不韋，就是這一類型人物裏的傑出代表。
而更有勵誌意義的另一個群體是，許多自耕農通過個人的辛勤勞動，逐漸擁有了土地。這一群體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國、趙國地區。當時的統治者，普遍採取了獎勵墾荒的政策，國家給予墾荒者法律上的保護，並提供農具，特別是秦國，隻要你敢刨地，要什麽支持國家就給你什麽支持。商鞅在秦國實施的“廢井田，開阡陌”運動，更成為這一過程的催化劑，許多早期的自耕農們通過銳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秦國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長，六國人口大量湧入，是因為那裏是從自耕農變成地主難度最小的地方。
【二】
有了地主，自然對應著要有農民，作為被地主踩在腳下的群體，戰國時期的農民，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僱農三個群體。
其中自耕農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奴隸社會的平民階層，但更多的卻是奴隸社會的逃亡奴隸，那些早期擺脫奴隸主統治的逃亡奴隸們，通過積極的墾荒，流亡到新的地區開闢新土地，逐漸成為了擁有合法財產的自耕農。這一類自耕農，普遍分布在當時的秦國和楚國以及吳國地區，隨著中原地區的戰亂頻繁，大批奴隸逃亡，他們開始往地廣人稀的地區遷移，今天的華東、關中、江漢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戰國時期不同國家的變法，內容雖然不同，但其中一個目的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拚命增加自耕農的數量。因為自耕農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國家可以收取稅收的稅源擴大，保證新興的封建製國家建立完備的財政收支體係。這一點上，戰國變法的宗師李悝曾經有過精闢的概括：農傷則國貧。但是對於各路諸侯國來說，自耕農的增加是最困難的，因為國君下麵的地主階層，都在想方設法地隱瞞人口，把大量的人口變為自己的佃農。所以魏國變法的時候，採取的是國家提供農具和法律保護的方式，來增加自耕農數量，而到了秦國商鞅變法的時候，卻採取了更加嚴苛的措施，嚴苛到一戶農家裏，兄弟成人後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處罰，且大力推行保甲連坐製度。趙國名將趙奢早年做稅官時，之所以開罪了當時權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為平原君故意隱瞞人口，逃避賦稅。一個封建製國家勃興的時期，勢必是自耕農數量甚多的時期，而一個封建製國家衰落的主要起點，就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這個經濟規律從戰國時期就開始了。
戰國時期的自耕農，在富裕程度上，還不能和後來的漢唐宋明相比，那時候生產落後，土地產量低，一家自耕農的土地，大約在30畝左右。他們擁有種子、農具，也要承擔繁重的賦稅。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的稅率不相同，以魏國強盛時期的魏文侯時代為例，當時的魏國改革家李悝曾經估算過，一家有30畝土地的自耕農，按5口人計算，每畝的糧食產量是3鬥，他們需要承擔的稅賦，大約是十分之一。交完稅的糧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賣錢的大約有三分之一。賣到的錢，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銷，也就能勉強維持一個溫飽。這還是普通的生產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災害，自耕農破產就會成為普遍的事情。所以戰國時代，各國都非常重視水利的修築，用以維持生產的穩定。即使如此，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貧困程度上，要遠遠大於後來統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國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