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大夫們的這種宗族組織，在當時叫做“家”。這裏的“家”，並不是傳統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勢力宗族，這是卿大夫們的基礎勢力單位，這個單位經濟、政治、軍事合一，是當時卿大夫階層獨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側室”“貳宗”等組織，幾乎都是存在於“家”這個組織之中的。這種組織單位，就好比是一個吸收能力很強的海綿，在西周的初期，還隻是小小的一塊，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幾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進來，力量日益膨脹，到了春秋末期，已經足夠威脅國君的統治了。
作為“家”的首領，卿大夫們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們在家裏就是被稱為“主”，這個主的權利，幾乎屬於“三權合一”。在宗法上，他們是一族的首領；在政治上，他們是這塊土地的君王；軍事上，他們又是一支軍隊的統帥。到了春秋末期，許多卿大夫的實力，甚至超過了國君。戰國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經把吳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諸侯和範吉射、智伯謠、中行雲三個卿大夫合稱為六君，也就是說在墨子的眼中，這些膨脹起來的士大夫們，儼然已經具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們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國君平等的機構組織。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統治機構，從西周到春秋，總體趨勢是從簡單到複雜，最後到特別複雜，複雜到一定程度後，他們就幹脆從家變成了國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們，其“家”中的官職設定，幾乎和諸侯國中的政府一樣，比如魯國掌權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魯國朝廷裏的機構，稱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機構，稱為“內朝”，可謂是兩個朝廷，一個領導。而在卿大夫的“內朝”之中，協助卿大夫們處理各種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說的家臣，其主要官職，包括中屬大夫、家宰、邑宰，這是家臣中地位比較高的官銜，主要負責替卿大夫們處理封地內的事務和中央家族的事務，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們的崛起，也是春秋權力演變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卿大夫們也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比如晉國的範氏、欒氏、齊國的田氏，他們發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點就是自身武裝力量的不斷增強。在春秋中期，晉國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發動對宋國的戰爭。與此同時，楚國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裝力量攻打齊國，一度占領了齊國的都城臨淄，殺掉了齊國掌權的卿大夫慶封。在春秋中期以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掐架，已經不止是國家和國家的矛盾，更摻雜了不同國家之間卿大夫的矛盾，有時候一些卿大夫之間的私人戰爭，出動兵力的規模，甚至要比國家戰爭還要慘烈。比如齊國卿大夫慶封和楚國卿大夫若敖氏的戰爭，雙方在齊國都城臨淄發生會戰，動用的戰車總數達到了1800多輛，兵員加起來近十萬人，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春秋時期大多數大國之間的戰爭。除了在外麵互相掐以外，各國國內的不同卿大夫，也頻繁地發生奪權戰爭。比如齊國就是因為連續7次的奪權戰爭，差點導致亡國。而隨著卿大夫威權的擴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軍隊規模也在不斷增大，家臣們所執掌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家臣們有樣學樣，學自己去架空領導，卿大夫們也勢必要在其“國”內進行各種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裏。
春秋卿大夫的“家”內改革，開始於春秋時代中後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絕對集權。在春秋中後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統一賦稅，確立軍隊的絕對指揮。卿大夫下麵的家臣們，一般不具備獨立指揮軍隊和掌握賦稅的權力，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卿大夫的授權，這樣一來，封建製中央集權國家的雛形，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絕對控製的權利。當時的春秋，卿大夫的勢力，也就日益牢固起來，成為架空諸侯國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們，也不再滿足於讓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夠給自己的“家”前麵再加一個字——“國”。
而卿大夫們的崛起，還和春秋晚年越來越激烈的奴隸暴動有很大的關係。隨著傳統奴隸製階層的瓦解，大規模的奴隸暴動頻繁發生，在這樣的局麵下，奴隸主貴族的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那些擁有“家”的卿大夫們，順應這一潮流，採用收買人心、減輕賦稅、採取新的土地租賃關係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隸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還主動策動奴隸造反，再趁機從中漁利。比如齊國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過策動政敵高氏屬地裏的奴隸造反，順利地誅殺了高氏，並將其屬地和人口收歸己有。而對於當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們來說，他們並不懂得倫理綱常，也不在乎誰是正統，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誰對自己更好，卿大夫們收買人心，減輕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層老百姓的心。春秋時候的諸侯國裏，那些實力膨脹，尾大不掉的卿大夫們，不管身後的評價如何，在當時他們都是名聲非常好，深受底層老百姓歡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們，也註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江山。
作為“家”的首領，卿大夫們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們在家裏就是被稱為“主”，這個主的權利，幾乎屬於“三權合一”。在宗法上，他們是一族的首領；在政治上，他們是這塊土地的君王；軍事上，他們又是一支軍隊的統帥。到了春秋末期，許多卿大夫的實力，甚至超過了國君。戰國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經把吳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諸侯和範吉射、智伯謠、中行雲三個卿大夫合稱為六君，也就是說在墨子的眼中，這些膨脹起來的士大夫們，儼然已經具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們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國君平等的機構組織。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統治機構，從西周到春秋，總體趨勢是從簡單到複雜，最後到特別複雜，複雜到一定程度後，他們就幹脆從家變成了國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們，其“家”中的官職設定，幾乎和諸侯國中的政府一樣，比如魯國掌權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魯國朝廷裏的機構，稱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機構，稱為“內朝”，可謂是兩個朝廷，一個領導。而在卿大夫的“內朝”之中，協助卿大夫們處理各種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說的家臣，其主要官職，包括中屬大夫、家宰、邑宰，這是家臣中地位比較高的官銜，主要負責替卿大夫們處理封地內的事務和中央家族的事務，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們的崛起，也是春秋權力演變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卿大夫們也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比如晉國的範氏、欒氏、齊國的田氏，他們發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點就是自身武裝力量的不斷增強。在春秋中期，晉國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發動對宋國的戰爭。與此同時，楚國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裝力量攻打齊國，一度占領了齊國的都城臨淄，殺掉了齊國掌權的卿大夫慶封。在春秋中期以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掐架，已經不止是國家和國家的矛盾，更摻雜了不同國家之間卿大夫的矛盾，有時候一些卿大夫之間的私人戰爭，出動兵力的規模，甚至要比國家戰爭還要慘烈。比如齊國卿大夫慶封和楚國卿大夫若敖氏的戰爭，雙方在齊國都城臨淄發生會戰，動用的戰車總數達到了1800多輛，兵員加起來近十萬人，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春秋時期大多數大國之間的戰爭。除了在外麵互相掐以外，各國國內的不同卿大夫，也頻繁地發生奪權戰爭。比如齊國就是因為連續7次的奪權戰爭，差點導致亡國。而隨著卿大夫威權的擴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軍隊規模也在不斷增大，家臣們所執掌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家臣們有樣學樣，學自己去架空領導，卿大夫們也勢必要在其“國”內進行各種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裏。
春秋卿大夫的“家”內改革，開始於春秋時代中後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絕對集權。在春秋中後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統一賦稅，確立軍隊的絕對指揮。卿大夫下麵的家臣們，一般不具備獨立指揮軍隊和掌握賦稅的權力，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卿大夫的授權，這樣一來，封建製中央集權國家的雛形，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絕對控製的權利。當時的春秋，卿大夫的勢力，也就日益牢固起來，成為架空諸侯國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們，也不再滿足於讓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夠給自己的“家”前麵再加一個字——“國”。
而卿大夫們的崛起，還和春秋晚年越來越激烈的奴隸暴動有很大的關係。隨著傳統奴隸製階層的瓦解，大規模的奴隸暴動頻繁發生，在這樣的局麵下，奴隸主貴族的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那些擁有“家”的卿大夫們，順應這一潮流，採用收買人心、減輕賦稅、採取新的土地租賃關係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隸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還主動策動奴隸造反，再趁機從中漁利。比如齊國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過策動政敵高氏屬地裏的奴隸造反，順利地誅殺了高氏，並將其屬地和人口收歸己有。而對於當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們來說，他們並不懂得倫理綱常，也不在乎誰是正統，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誰對自己更好，卿大夫們收買人心，減輕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層老百姓的心。春秋時候的諸侯國裏，那些實力膨脹，尾大不掉的卿大夫們，不管身後的評價如何，在當時他們都是名聲非常好，深受底層老百姓歡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們，也註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