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部南側的戰鬥也十分激烈，損失的嚴重程度便是證明。例如，坦克第19師坦克第73團，到進攻的第五天隻剩下兩個連了。步兵第332師損失了三千七百人，而坦克第6師也遭到重大傷亡，隻剩下四十七輛坦克了。
就在這個時候，朱可夫和華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統帥部駐當地代表的身份，命令西方方麵軍和勃良斯克方麵軍發動攻勢。三天以後，即在7月15日，中央方麵軍向奧廖爾方向發起了進攻。
德軍統帥部麵臨著一項緊急的決定，即是否將正向別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向進攻的部隊後撤到它們原來的陣地。如在原來的陣地鞏固下來，德軍能指望利用在奧廖爾橋頭堡作戰的部隊之一部。因此，7月16日，德軍坦克第4集團軍和"戰鬥"特遣集團軍，在強大的後衛部隊掩護下開始撤退。
與此同時，朱可夫命令近衛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1集團軍沿奧博揚-別爾哥羅德公路向前實施迅猛的反突擊。7月18日，他把草原方麵軍投入戰鬥，到了7月20日，沃羅漢日方麵軍和草原方麵軍的所有集團軍向正在撤退的德軍實施了向心突擊。當日日終，收復了德軍7月5日發動攻勢前蘇軍曾經占據的陣地。
7月底，近衛第11、坦克第4集團軍以及第61集團軍的部隊接近了奧廖爾一勃良斯克公路和鐵路線，到8月初，戰鬥已在奧廖爾接近地上打響。後撤的德軍部隊和車輛密密麻麻分布在公路和田野上，一眼望不到邊，並且在幾條主要公路上造成令人沮喪的堵塞。蘇軍的地麵攻擊機和轟炸機不停地向這些堵塞地點，向聚集在奧卡河各渡口的德軍部隊進行襲擊。
當蘇軍接近奧廖爾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座戰前曾擁有十多萬人口的城市已經變成一片廢墟。工廠被炸毀，鐵路車場被破壞。城市裏隻剩下高層公寓建築物的零零星星的殘垣斷壁了。德軍進行了頑固的抵抗，但紅軍部隊終於在8月5日肅清了該城的殘敵（見附圖5）。
隨著庫爾斯克的勝利和奧廖爾與別爾哥羅德的解放，莫斯科第一次響起了祝捷禮炮。
"俄國首次決定鳴放祝捷禮炮和放煙火來慶祝庫爾斯克的勝利，這決不是偶然地、靈機一動地作出的決定。"亞歷山大·沃思評論說，"因為俄國統帥部懂得，俄國打贏了庫爾斯克會戰，它實際上就已打贏了這場戰爭。"或者說，正如史達林所說的："如果說史達林格勒會戰預示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衰落，那麽庫爾斯克會戰則使它麵臨滅頂之災。"
7月31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為蘇軍將領們"卓越而果敢地指揮作戰和抗擊德國侵略者所取得的勝利"授勳：授予朱可夫元帥蘇沃洛夫一級勳章；授予科涅夫大將庫圖佐夫一級勳章；授予布爾加寧中將紅旗勳章。
榮譽和獎賞並沒有使朱可夫放漫步伐。他繼續親自指揮關鍵性地區的作戰。尼古拉·k·波佩爾在他撰寫的、於1960年出版的《坦克轉向西方》一書中，對於朱可夫視察在庫爾斯克附近陷入困境的一支坦克部隊的情形作了記載。雖說他的記載抱有偏見但卻是饒有趣味的。職業軍人朱可夫同集團率政治委員、後來成了赫魯雪夫的辯護士的波佩爾將軍的關係，很可能是非常冷淡的。波佩爾是這樣描寫朱可夫抵達a·2·格特曼將軍的司令部的：
朱可夫元帥走下他的車子，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在他走向格特曼的帳篷時，很快地向周圍掃視了一眼。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整個司令部。指揮員們懷著擔心和期望注視著朱可夫的到來。所以擔心，是因為他們知道，無論朱可夫來到哪個部隊，不管公正不公正，反正不狠狠訓斥一些人，不把一些人撤職或降職是不多的。所以抱著期望，是因為最高統帥部代表擁有很大權威，能夠使部隊採取行動，能夠在任何時候（因為他對情況了如指掌）迅速作出決定。
這一次，朱可夫大發雷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情況實際上發生了悲劇性的逆轉。列昂諾夫的坦克旅同主力部隊的聯繫被敵人切斷了。
可是，他為什麽一定要在還沒有把情況弄清楚的時候指責別人，而且暴跌如雷呢？有人說，一個司令員訓斥下級是要使他們於得更好，更迅速地採取行動和多動腦筋。我不相信這一點。不到五分鍾以前，格特曼還是果斷而堅定的，可現在他不知所措了。
接著，波佩爾對朱可夫的指責變得尖刻起來：
粗暴——我們這一代的許多指揮員，都把它同朱可夫元帥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並不是他一個人自我沉灑的東西。他認為他有權侮辱他的下級，他的這種看法就象傳染病一樣傳播開來。有些指揮員就採取了象板著麵孔的軍紀官一般的傲慢態度，有時這甚至成為他們的一貫作風，然而它是同我軍的真正民主的性質格格不人的。
波佩爾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如果可以這樣稱呼他的活，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他對朱可夫的批評後來遭到指責。不過，在他的書出版的那個時候，黨的方針號召人們譴責朱可夫的"波拿巴主義者"的傾向。
巴月23日，科涅夫將軍的草原方麵軍的部隊，在相鄰的沃羅涅日方麵軍和西南方麵軍的協同下，解放了烏克蘭城市哈爾科夫。這一勝利，連同在庫爾斯克和奧廖爾的輝煌勝利，標誌著東部戰線上德軍的毀滅。蘇軍在戰役中決沒有用盡他們的資源，紅軍此刻在數量上已占明顯優勢。這時蘇聯空軍的力量，是德國空軍的兩倍，而迅速改變著的局勢，迫使德國空軍不斷地從一個戰場調到另一個戰場去應付新的危急局麵。
就在這個時候，朱可夫和華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統帥部駐當地代表的身份，命令西方方麵軍和勃良斯克方麵軍發動攻勢。三天以後，即在7月15日，中央方麵軍向奧廖爾方向發起了進攻。
德軍統帥部麵臨著一項緊急的決定，即是否將正向別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向進攻的部隊後撤到它們原來的陣地。如在原來的陣地鞏固下來，德軍能指望利用在奧廖爾橋頭堡作戰的部隊之一部。因此，7月16日，德軍坦克第4集團軍和"戰鬥"特遣集團軍，在強大的後衛部隊掩護下開始撤退。
與此同時，朱可夫命令近衛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1集團軍沿奧博揚-別爾哥羅德公路向前實施迅猛的反突擊。7月18日，他把草原方麵軍投入戰鬥，到了7月20日，沃羅漢日方麵軍和草原方麵軍的所有集團軍向正在撤退的德軍實施了向心突擊。當日日終，收復了德軍7月5日發動攻勢前蘇軍曾經占據的陣地。
7月底，近衛第11、坦克第4集團軍以及第61集團軍的部隊接近了奧廖爾一勃良斯克公路和鐵路線，到8月初，戰鬥已在奧廖爾接近地上打響。後撤的德軍部隊和車輛密密麻麻分布在公路和田野上，一眼望不到邊，並且在幾條主要公路上造成令人沮喪的堵塞。蘇軍的地麵攻擊機和轟炸機不停地向這些堵塞地點，向聚集在奧卡河各渡口的德軍部隊進行襲擊。
當蘇軍接近奧廖爾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座戰前曾擁有十多萬人口的城市已經變成一片廢墟。工廠被炸毀，鐵路車場被破壞。城市裏隻剩下高層公寓建築物的零零星星的殘垣斷壁了。德軍進行了頑固的抵抗，但紅軍部隊終於在8月5日肅清了該城的殘敵（見附圖5）。
隨著庫爾斯克的勝利和奧廖爾與別爾哥羅德的解放，莫斯科第一次響起了祝捷禮炮。
"俄國首次決定鳴放祝捷禮炮和放煙火來慶祝庫爾斯克的勝利，這決不是偶然地、靈機一動地作出的決定。"亞歷山大·沃思評論說，"因為俄國統帥部懂得，俄國打贏了庫爾斯克會戰，它實際上就已打贏了這場戰爭。"或者說，正如史達林所說的："如果說史達林格勒會戰預示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衰落，那麽庫爾斯克會戰則使它麵臨滅頂之災。"
7月31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為蘇軍將領們"卓越而果敢地指揮作戰和抗擊德國侵略者所取得的勝利"授勳：授予朱可夫元帥蘇沃洛夫一級勳章；授予科涅夫大將庫圖佐夫一級勳章；授予布爾加寧中將紅旗勳章。
榮譽和獎賞並沒有使朱可夫放漫步伐。他繼續親自指揮關鍵性地區的作戰。尼古拉·k·波佩爾在他撰寫的、於1960年出版的《坦克轉向西方》一書中，對於朱可夫視察在庫爾斯克附近陷入困境的一支坦克部隊的情形作了記載。雖說他的記載抱有偏見但卻是饒有趣味的。職業軍人朱可夫同集團率政治委員、後來成了赫魯雪夫的辯護士的波佩爾將軍的關係，很可能是非常冷淡的。波佩爾是這樣描寫朱可夫抵達a·2·格特曼將軍的司令部的：
朱可夫元帥走下他的車子，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在他走向格特曼的帳篷時，很快地向周圍掃視了一眼。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整個司令部。指揮員們懷著擔心和期望注視著朱可夫的到來。所以擔心，是因為他們知道，無論朱可夫來到哪個部隊，不管公正不公正，反正不狠狠訓斥一些人，不把一些人撤職或降職是不多的。所以抱著期望，是因為最高統帥部代表擁有很大權威，能夠使部隊採取行動，能夠在任何時候（因為他對情況了如指掌）迅速作出決定。
這一次，朱可夫大發雷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情況實際上發生了悲劇性的逆轉。列昂諾夫的坦克旅同主力部隊的聯繫被敵人切斷了。
可是，他為什麽一定要在還沒有把情況弄清楚的時候指責別人，而且暴跌如雷呢？有人說，一個司令員訓斥下級是要使他們於得更好，更迅速地採取行動和多動腦筋。我不相信這一點。不到五分鍾以前，格特曼還是果斷而堅定的，可現在他不知所措了。
接著，波佩爾對朱可夫的指責變得尖刻起來：
粗暴——我們這一代的許多指揮員，都把它同朱可夫元帥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並不是他一個人自我沉灑的東西。他認為他有權侮辱他的下級，他的這種看法就象傳染病一樣傳播開來。有些指揮員就採取了象板著麵孔的軍紀官一般的傲慢態度，有時這甚至成為他們的一貫作風，然而它是同我軍的真正民主的性質格格不人的。
波佩爾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如果可以這樣稱呼他的活，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他對朱可夫的批評後來遭到指責。不過，在他的書出版的那個時候，黨的方針號召人們譴責朱可夫的"波拿巴主義者"的傾向。
巴月23日，科涅夫將軍的草原方麵軍的部隊，在相鄰的沃羅涅日方麵軍和西南方麵軍的協同下，解放了烏克蘭城市哈爾科夫。這一勝利，連同在庫爾斯克和奧廖爾的輝煌勝利，標誌著東部戰線上德軍的毀滅。蘇軍在戰役中決沒有用盡他們的資源，紅軍此刻在數量上已占明顯優勢。這時蘇聯空軍的力量，是德國空軍的兩倍，而迅速改變著的局勢，迫使德國空軍不斷地從一個戰場調到另一個戰場去應付新的危急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