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改組的原則沒有確定，陝北這個政府機構，還保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老
模式，但它已殘缺不全，大門口沒有招牌，印信還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經半年沒
有視事了。邊區政府屬下，有秘書處、內務、財政經濟、教育三個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等五
個機構。秘書處之下，隻有交際科有工作，由伍修權負責，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內務委員
會委員長蔡樹藩（他因受傷失去了一隻手），隻做些撫恤和優待軍人家屬的工作。財政經濟委
員會的委員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時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經費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導。中央政治保衛局由周興負責，事實上直隸中共中央，邊區政府不能過
問。隻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員會，有些工作可做，較為活躍。
徐特立這位老教育家，在我們同誌中是較年長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極為積極。他和林伯
渠等人鑑於中國聞之的艱難複雜，力主將中國文字拉丁化，並在陝北施行了近兩年。他們認
為在陝北這個文化落後的區域，正好推行拉丁化運動。徐特立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澤東多次糾纏；我任邊區政府主席後，便成為他糾纏的主要對象。他一麵編印拉丁化教材，
訓練教師人才，督率陝北各初級學校實施，一麵以“傳教士”的精神向我宣傳，希望我積極
支持他的主張。如果我向他說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時不易推行等類的話，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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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辯論一個通宵，是不會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義而外，邊區政府的內政困難不勝枚舉。我隻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
說明當時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屬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係延安地方上老辦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裏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
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夥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
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
敵後遊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了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隻想使
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麵裝點門麵（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歷
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隻
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了解
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幹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
的革命觀念、遊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製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
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誌丹之弟
劉景範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
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製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後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製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
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隻存在一些遊擊
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隻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
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歷來都是一團糟。沒
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麵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隻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
致，徵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
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
而來，陝北北麵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歷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
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徵收
模式，但它已殘缺不全，大門口沒有招牌，印信還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經半年沒
有視事了。邊區政府屬下，有秘書處、內務、財政經濟、教育三個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等五
個機構。秘書處之下，隻有交際科有工作，由伍修權負責，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內務委員
會委員長蔡樹藩（他因受傷失去了一隻手），隻做些撫恤和優待軍人家屬的工作。財政經濟委
員會的委員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時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經費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導。中央政治保衛局由周興負責，事實上直隸中共中央，邊區政府不能過
問。隻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員會，有些工作可做，較為活躍。
徐特立這位老教育家，在我們同誌中是較年長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極為積極。他和林伯
渠等人鑑於中國聞之的艱難複雜，力主將中國文字拉丁化，並在陝北施行了近兩年。他們認
為在陝北這個文化落後的區域，正好推行拉丁化運動。徐特立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澤東多次糾纏；我任邊區政府主席後，便成為他糾纏的主要對象。他一麵編印拉丁化教材，
訓練教師人才，督率陝北各初級學校實施，一麵以“傳教士”的精神向我宣傳，希望我積極
支持他的主張。如果我向他說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時不易推行等類的話，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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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辯論一個通宵，是不會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義而外，邊區政府的內政困難不勝枚舉。我隻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
說明當時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屬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係延安地方上老辦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裏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
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夥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
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
敵後遊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了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隻想使
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麵裝點門麵（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歷
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隻
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了解
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幹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
的革命觀念、遊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製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
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誌丹之弟
劉景範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
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製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後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製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
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隻存在一些遊擊
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隻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
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歷來都是一團糟。沒
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麵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隻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
致，徵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
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
而來，陝北北麵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歷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
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徵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