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凱豐，召集一些秘密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
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
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誌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誌，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布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幹
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掃數被收藏起來，以
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布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
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捲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
人們，則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鬥
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麵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
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係本於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
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誌們，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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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誌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
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
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
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
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誌，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麵軍中少數支持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
及四方麵軍絕大多數幹部，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
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幹
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搜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
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
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隻得說，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誌們說過些甚麽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
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誌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
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誌麵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
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
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
他自己不隻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
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麵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
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
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
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誌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誌，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布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幹
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掃數被收藏起來，以
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布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
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捲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
人們，則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鬥
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麵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
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係本於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
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誌們，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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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誌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
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
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
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
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誌，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麵軍中少數支持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
及四方麵軍絕大多數幹部，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
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幹
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搜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
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
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隻得說，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誌們說過些甚麽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
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誌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
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誌麵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
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
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
他自己不隻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
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麵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