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和漢奸的主要內容。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
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誌都已同意
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
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誌都已同意
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
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當中有人對“聯蔣抗日”這句話感覺驚奇，認
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多數同誌則覺得我和其他四方麵軍的領導者，似有先見之明；我們提出
過入川綱領、西北聯邦政府和在毛兒蓋關於蘇維埃的爭論，都一一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
也有人說到如果共產國際這個改變政策的消息早點傳達到中國，又何至有毛兒蓋的爭論。更
有人以為陝北現在得風氣之先，他們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
於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我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
現在蘇維埃走到了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嘆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3，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不合理的右
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著又急劇的向左轉，走蘇維埃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們的起步點，是歷史的諷刺，也是我們的悲哀。
我們經過鄭重的研究後，曾復電林育英，表示對新政策一致熱烈擁護，當既策劃實施，
請他轉達共產國際。我們為使這個新政策能夠與在陝北的同誌合力推行，在電文中沒有提到
已往的爭執。不過關於聯蔣抗日是否可能，確是我們的最大疑問。我們推測莫斯科與南京之
間，外交關係大致已有改善，因而會有“聯蔣抗日”這句話。我們為了不願對新政策稍示疑
慮，就連這一點也不提了。
林育英鑑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復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
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
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誌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
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幹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
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隻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
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麵的建議。他熱
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麵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誌的建議，我也復電錶示贊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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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
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誌們，都十分敬佩
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誌正式決
定以林育英同誌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
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
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史達林的讚許。史達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製新疆和甘肅
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
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史達林贊成這
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
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誌暫時保持相當距
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
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誌都已同意
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
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誌都已同意
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
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當中有人對“聯蔣抗日”這句話感覺驚奇，認
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多數同誌則覺得我和其他四方麵軍的領導者，似有先見之明；我們提出
過入川綱領、西北聯邦政府和在毛兒蓋關於蘇維埃的爭論，都一一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
也有人說到如果共產國際這個改變政策的消息早點傳達到中國，又何至有毛兒蓋的爭論。更
有人以為陝北現在得風氣之先，他們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
於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我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
現在蘇維埃走到了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嘆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3，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不合理的右
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著又急劇的向左轉，走蘇維埃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們的起步點，是歷史的諷刺，也是我們的悲哀。
我們經過鄭重的研究後，曾復電林育英，表示對新政策一致熱烈擁護，當既策劃實施，
請他轉達共產國際。我們為使這個新政策能夠與在陝北的同誌合力推行，在電文中沒有提到
已往的爭執。不過關於聯蔣抗日是否可能，確是我們的最大疑問。我們推測莫斯科與南京之
間，外交關係大致已有改善，因而會有“聯蔣抗日”這句話。我們為了不願對新政策稍示疑
慮，就連這一點也不提了。
林育英鑑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復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
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
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誌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
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幹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
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隻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
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麵的建議。他熱
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麵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誌的建議，我也復電錶示贊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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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
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誌們，都十分敬佩
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誌正式決
定以林育英同誌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
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
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史達林的讚許。史達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製新疆和甘肅
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
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史達林贊成這
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
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誌暫時保持相當距
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