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同誌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習慣，如對毛澤東隻稱他的別號“潤之”，對朱德稱“玉
階”，有時，還在他們的別號下加上個“兄”字，或者“老兄”。這使秦邦憲有些不順耳，他
撇開正題，質問我：“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並且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與中
共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極不相稱。
我聽了他這種小題大做的質問，有點哭笑不得，我隻得像教小學生一樣向他解釋一番。
我指出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表示友愛的傳統，與國民黨軍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種稱
號表現彼此間的平等關係和親切友愛，其意義與“同誌”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稱兄道
弟。國民黨軍閥雖然也稱兄道弟，但那裏有甚麽真正的兄弟之義。
秦邦憲這一箭落空之後，接著又來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軍隊中改正了官長與士兵間的
階級觀念，而代之以同誌的親切關係。如軍師團長改稱指揮員，火伕馬伕改稱炊事員飼養員
等，而四方麵軍卻仍援用軍閥時代的老名稱，有所謂“軍長”“師長”乃至勤務兵，火伕馬伕
等，特別是“勤務兵”的稱呼會使他們有“馬弁”的感覺，馬伕的稱呼會使他們感覺自己所
做的是賤役，他質問我：“難道援用這些就的名稱，不會保留舊有的軍閥觀念嗎？”
我繼續解釋，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如果他詳細去考察一下四方麵軍的內
情，就會發現官兵之間是充滿了同誌友愛的。拿一個團部為例，團長團政治委員和他們的勤
務兵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們一道睡覺吃飯，彼此互稱小名渾名，說話談笑毫無拘束，
這些情形在軍閥的軍隊中是不可能有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四方麵軍仍援用舊有軍隊的名稱，
就認為它是保有舊傳統。何況我們並未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麵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們自己根
據新概念製定一些名稱，那可能與中央製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們在懋功相會，作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憲，便會以為四方麵軍妄立名目，跡近造反了。
秦邦憲自認“布爾什維克”隻他一家，那裏還會有第二家分號。他以為四方麵軍長期脫
離中共中央的領導，自然缺乏布爾什維克的氣味，也自然是軍閥了。他繼續挑戰，指斥四方
麵軍的官長對士兵，仍采打罵手段，這就是軍閥統治的象徵，他曾看見四方麵軍的一個連長，
高聲怒斥他屬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認為四方麵軍官兵之間缺乏統治的友愛，官長對士兵缺
乏說服教育的精神，所實行的自然是軍閥統治。
我對他這種誣斥四方麵軍的說法，表示抗議。我指出四方麵軍官兵，彼此充滿友愛和民
主的精神，各連官兵不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對於連內生活常常開會討論，他們的
意見，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官長愛護士兵已經蔚成一種風氣，優待新兵，救助傷病兵等，
都做得無微不至。我還舉出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楊虎城部的一位代表，從漢中翻過巴山
到通江來，經過我們在巴山的前哨連，目擊前麵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連長和排
長則隻穿棉襖褲，認為這是紅軍與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之點。
我也承認四方麵軍中仍有打罵現象，但這是個別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更不能因此就
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我指出紅四方麵軍的打罵事件，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有些
增加，這與新兵太多和強迫戒菸等事有關。我也說到一方麵軍中也還有個別的打罵現象，但
我絕不因此就說一方麵軍是軍閥統治。
我勸告秦邦憲不要有這些誤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閡，並建議他提出建設性的工作計
劃，決定積極奮鬥的目標，增進兩軍同誌間的諒解，糾正兩軍中的一些缺點。我著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圖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指責四方麵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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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惜秦邦憲沒有接受我的意見，後來就在這些問題上，形成了一、四兩方麵軍的對立。
接著張聞天又來了，繼續我們午間未了的談話。我們談起黨的工作情況，我照實告訴他
一些四方麵軍中黨的工作的實情，他卻不願多談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遷到瑞金以後的演變，
僅向我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甚麽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
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這次兩軍會合軍事行動的命令又已發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我則總括了到達撫邊以後所經歷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見。我首先說到蘇維埃和紅
軍所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和大炮的厲害，這樣認定的必然結論，將是中共命運
註定了要失敗。我問他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例如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等。我
階”，有時，還在他們的別號下加上個“兄”字，或者“老兄”。這使秦邦憲有些不順耳，他
撇開正題，質問我：“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並且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與中
共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極不相稱。
我聽了他這種小題大做的質問，有點哭笑不得，我隻得像教小學生一樣向他解釋一番。
我指出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表示友愛的傳統，與國民黨軍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種稱
號表現彼此間的平等關係和親切友愛，其意義與“同誌”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稱兄道
弟。國民黨軍閥雖然也稱兄道弟，但那裏有甚麽真正的兄弟之義。
秦邦憲這一箭落空之後，接著又來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軍隊中改正了官長與士兵間的
階級觀念，而代之以同誌的親切關係。如軍師團長改稱指揮員，火伕馬伕改稱炊事員飼養員
等，而四方麵軍卻仍援用軍閥時代的老名稱，有所謂“軍長”“師長”乃至勤務兵，火伕馬伕
等，特別是“勤務兵”的稱呼會使他們有“馬弁”的感覺，馬伕的稱呼會使他們感覺自己所
做的是賤役，他質問我：“難道援用這些就的名稱，不會保留舊有的軍閥觀念嗎？”
我繼續解釋，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如果他詳細去考察一下四方麵軍的內
情，就會發現官兵之間是充滿了同誌友愛的。拿一個團部為例，團長團政治委員和他們的勤
務兵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們一道睡覺吃飯，彼此互稱小名渾名，說話談笑毫無拘束，
這些情形在軍閥的軍隊中是不可能有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四方麵軍仍援用舊有軍隊的名稱，
就認為它是保有舊傳統。何況我們並未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麵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們自己根
據新概念製定一些名稱，那可能與中央製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們在懋功相會，作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憲，便會以為四方麵軍妄立名目，跡近造反了。
秦邦憲自認“布爾什維克”隻他一家，那裏還會有第二家分號。他以為四方麵軍長期脫
離中共中央的領導，自然缺乏布爾什維克的氣味，也自然是軍閥了。他繼續挑戰，指斥四方
麵軍的官長對士兵，仍采打罵手段，這就是軍閥統治的象徵，他曾看見四方麵軍的一個連長，
高聲怒斥他屬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認為四方麵軍官兵之間缺乏統治的友愛，官長對士兵缺
乏說服教育的精神，所實行的自然是軍閥統治。
我對他這種誣斥四方麵軍的說法，表示抗議。我指出四方麵軍官兵，彼此充滿友愛和民
主的精神，各連官兵不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對於連內生活常常開會討論，他們的
意見，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官長愛護士兵已經蔚成一種風氣，優待新兵，救助傷病兵等，
都做得無微不至。我還舉出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楊虎城部的一位代表，從漢中翻過巴山
到通江來，經過我們在巴山的前哨連，目擊前麵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連長和排
長則隻穿棉襖褲，認為這是紅軍與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之點。
我也承認四方麵軍中仍有打罵現象，但這是個別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更不能因此就
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我指出紅四方麵軍的打罵事件，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有些
增加，這與新兵太多和強迫戒菸等事有關。我也說到一方麵軍中也還有個別的打罵現象，但
我絕不因此就說一方麵軍是軍閥統治。
我勸告秦邦憲不要有這些誤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閡，並建議他提出建設性的工作計
劃，決定積極奮鬥的目標，增進兩軍同誌間的諒解，糾正兩軍中的一些缺點。我著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圖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指責四方麵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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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惜秦邦憲沒有接受我的意見，後來就在這些問題上，形成了一、四兩方麵軍的對立。
接著張聞天又來了，繼續我們午間未了的談話。我們談起黨的工作情況，我照實告訴他
一些四方麵軍中黨的工作的實情，他卻不願多談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遷到瑞金以後的演變，
僅向我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甚麽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
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這次兩軍會合軍事行動的命令又已發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我則總括了到達撫邊以後所經歷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見。我首先說到蘇維埃和紅
軍所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和大炮的厲害，這樣認定的必然結論，將是中共命運
註定了要失敗。我問他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例如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