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是不能使用大兵團的，孫震將約三十各團的兵力集結到一個崇山峻嶺的狹小地區，已是兵
家大忌，何況他所指揮的部隊戰鬥力極弱，我軍數量雖少，卻極精銳，勝敗之數，自然不是
偶然的。
軍事的勝利，奠定了這個蘇區發展的基礎。四周的敵人暫時已不敢向我們進攻，遂成短
時休戰的狀態。當地人民也為這次勝利而鼓舞，興高采烈地積極活躍起來。我們迅即在占領
區域內，到處組織蘇維埃，並準備召集一次全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川北蘇區的蘇維埃政
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這是省級的蘇維埃）。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典章法製，隻有根據當地
情形，參照鄂豫皖區的經驗，進行一切。為了爭取時間，遇事都是迅速進行，工作自欠精細，
我們很迅速的組成中共省委機構，開始在各地徵求黨員，並成立分支機構。在這裏原沒有中
央分局的組織，由我個人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指導省委工
作。黨政軍事物，紛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負責同誌相機處理，
以不失時機為第一要義。
川北蘇區始終是被隔離著的。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而“通南巴”地區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由東三省擴展到華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過
活，反日運動的浪潮，也還沒有泛濫到這裏來。存在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更是人們聞所未聞。在四川人看來，四川就是一個國度，他們所注意和談論的都是關於
四川的事。甚至“國民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這類的名詞，究竟內涵是些什麽，不
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當地的軍閥，也不甚瞭然。
記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個“很能幹”的軍閥王陵基，受任為剿共軍第五路總指揮，
率劉湘部向我軍進攻，曾發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內容大意說：“三民主義主張節
製資本”，是救國救民的大道，共產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顯然是共產共妻的邪說。這樣
將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節製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割裂為二，張冠李戴，簡直荒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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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四川這種閉塞的情形，對四川的中共組織也有影響。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在我們
打垮了田頌堯之後，由成都潛行來到通江，一時成為我們大家歡迎的對象。他到處發表演說，
著重指出田頌堯雖然被打垮了，但較田部實力為強的其他四川軍閥，正計劃動員所有力量圍
攻我們，因此，我們要準備應戰。可是他也告訴我們，四川省委組織單弱，黨員人數很少，
工作還未展開，他並不知道中華蘇維埃政府的詳情和中共中央對反日運動的態度，因為他與
中共中央之間，早已失去聯繫。他雖立即成為川北蘇區省委的常委，是一個參與決策的要角，
然而，這個新血，並沒有能將四川省外的新變化，帶到這個偏僻地方來。
僅僅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八月下旬在通江開幕。
到會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鄉村選舉出來的農民，我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會致詞。為了使代表們能夠懂得這些問題的意義，並另行分組講解和討論，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用極淺顯的詞句，講解有關蘇維埃這類名詞的內容及我們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這些代表們的知識水準很低，要使他們懂得大會所討論的問題，是很費力的事情。
這裏的鄉下人沒有直接接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道共產黨和蘇維埃是什麽回事。他
們不像鄂豫皖區的農民受過革命風雲的鍛鍊，他們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過國民革命，也不知
道農民協會是怎麽一回事。鄂豫皖區的農民大體還知道這一點。前者還知道有蘇兆征這樣的
人物，因此會聯想到蘇維埃與蘇兆征有關；而後者除了知道四川幾個軍閥的名字以外，對於
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麵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
家大忌，何況他所指揮的部隊戰鬥力極弱，我軍數量雖少，卻極精銳，勝敗之數，自然不是
偶然的。
軍事的勝利，奠定了這個蘇區發展的基礎。四周的敵人暫時已不敢向我們進攻，遂成短
時休戰的狀態。當地人民也為這次勝利而鼓舞，興高采烈地積極活躍起來。我們迅即在占領
區域內，到處組織蘇維埃，並準備召集一次全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川北蘇區的蘇維埃政
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這是省級的蘇維埃）。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典章法製，隻有根據當地
情形，參照鄂豫皖區的經驗，進行一切。為了爭取時間，遇事都是迅速進行，工作自欠精細，
我們很迅速的組成中共省委機構，開始在各地徵求黨員，並成立分支機構。在這裏原沒有中
央分局的組織，由我個人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指導省委工
作。黨政軍事物，紛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負責同誌相機處理，
以不失時機為第一要義。
川北蘇區始終是被隔離著的。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而“通南巴”地區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由東三省擴展到華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過
活，反日運動的浪潮，也還沒有泛濫到這裏來。存在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更是人們聞所未聞。在四川人看來，四川就是一個國度，他們所注意和談論的都是關於
四川的事。甚至“國民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這類的名詞，究竟內涵是些什麽，不
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當地的軍閥，也不甚瞭然。
記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個“很能幹”的軍閥王陵基，受任為剿共軍第五路總指揮，
率劉湘部向我軍進攻，曾發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內容大意說：“三民主義主張節
製資本”，是救國救民的大道，共產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顯然是共產共妻的邪說。這樣
將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節製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割裂為二，張冠李戴，簡直荒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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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四川這種閉塞的情形，對四川的中共組織也有影響。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在我們
打垮了田頌堯之後，由成都潛行來到通江，一時成為我們大家歡迎的對象。他到處發表演說，
著重指出田頌堯雖然被打垮了，但較田部實力為強的其他四川軍閥，正計劃動員所有力量圍
攻我們，因此，我們要準備應戰。可是他也告訴我們，四川省委組織單弱，黨員人數很少，
工作還未展開，他並不知道中華蘇維埃政府的詳情和中共中央對反日運動的態度，因為他與
中共中央之間，早已失去聯繫。他雖立即成為川北蘇區省委的常委，是一個參與決策的要角，
然而，這個新血，並沒有能將四川省外的新變化，帶到這個偏僻地方來。
僅僅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八月下旬在通江開幕。
到會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鄉村選舉出來的農民，我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會致詞。為了使代表們能夠懂得這些問題的意義，並另行分組講解和討論，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用極淺顯的詞句，講解有關蘇維埃這類名詞的內容及我們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這些代表們的知識水準很低，要使他們懂得大會所討論的問題，是很費力的事情。
這裏的鄉下人沒有直接接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道共產黨和蘇維埃是什麽回事。他
們不像鄂豫皖區的農民受過革命風雲的鍛鍊，他們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過國民革命，也不知
道農民協會是怎麽一回事。鄂豫皖區的農民大體還知道這一點。前者還知道有蘇兆征這樣的
人物，因此會聯想到蘇維埃與蘇兆征有關；而後者除了知道四川幾個軍閥的名字以外，對於
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麵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