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軍隊的權利。
許繼盛也承認紅軍優缺點，譬如對婦女的態度就不對，甚至高級軍官，包括他自己在內，
也有一些羅曼史。但他覺得這些事都要在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獲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釋，指出不可將蘇區與紅軍，黨和紅軍分別開來看。不可有單純軍事發
展的觀念。紅軍無論到什麽地方都需要有後方的補給，否則便無由發展。因此，需要根據土
地革命的政策，鞏固作為紅軍後方的蘇區。事實上能否如是，故有待於力量的發揮，但我們
在原則上總應如是想法。紅軍如果失去統一的黨的領導，即使有一些很好的軍事指揮同誌，
也許仍會和國民黨軍隊一樣，在行動上溢出主義的規範。紅軍到遠處發展的觀念，很可能被
誤解為隻是找一個富庶區域去享受一番，或者專靠軍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過是流寇式的
行徑。
經過我這番解釋，許繼盛也自覺理屈，表示接納我的指示，也沒有再提不滿沈澤民的話
了。我更近而指出，一個中共軍人與土匪軍閥是不同的，並勸告他不可一味以為能行王道，
就比國民黨軍人高，他還要勉力做一個近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軍人。至於鄺繼勛同誌如果力不
勝任，自有正當的解決途徑，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應予以重視和充實，
不應根據現狀輕視它。我也說到我歡迎同誌們提供意見，但不願他們固執成見。許繼盛雖滿
口接納我的意見，但他後來並沒有依據我的承諾辦事。
第三天，我軍少數部隊配合地方武裝，由正麵向麻埠之敵佯攻，主力則暗中繞道移向獨
山。我方軍事行動大體布置得很妥當，但沿途的鄉村蘇維埃組織卻充分暴露出了弱點，對我
們的照料並不熱烈，有的甚至連負責人也躲避了。我發現這些蘇維埃組織，不過是空招牌，
那些負責人，有的畏懼敵軍，有的也許暗通敵軍。我們為了保密起見，就連我軍此行目的地
也不告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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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第四天拂曉，我們很順利的解決了獨山之敵的大部份，獲槍約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
獨山的敵軍，則因我軍過早暴露目標，折回據守麻埠區的高山陣地，憑險抵抗。在這些戰役
中，我也覺得鄺繼勛的指揮不夠精細。他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過早命令第十師出擊，等到麻埠
敵軍退回陣地堅守，又指令第十師攻堅，因而我不得不向鄺建議暫停進攻。這件事，當時在
場的高級軍官都認為我的處置適當，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
果然，麻埠敵軍因我軍占領了獨山，後路已斷，不兩天就繞道向蘇家埠撤退了。我們原
料到麻埠之敵，不幾天就要逃走，我們正好中途截擊，但我軍卻遲了一部，敵人已先期跑了。
這件事又與鄺繼勛的指導有關係，因為他估計麻埠之敵不會這樣快就逃走，所以沒有作必要
的準備。這使我覺得鄺委實不夠機警，而且還表現了固執的好勝心。我當時沒有表示任何批
評，但對紅四軍領導之改進，已認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軍集結在獨山一帶休息的時候，考察了各單位的內部狀況。我覺得這支軍隊確是
中共領導的農民隊伍，它有不少優良傳統，是從鬥爭經驗養成的，但也有一些缺點。這些缺
點是舊式軍隊的遺風，並雜有一些土匪傾向，但有些也是由於遊擊戰爭滋生出來的。
我軍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農民，其中最大多數是窮苦農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則是失業的或染有流氓習氣的農村遊民，其中有些是從國民黨軍中俘虜過來或譁變投來。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過好幾個連，士兵中帶有顯煮流氓色彩的，也不過各有二三人。
我很滿意這種情況，認為是有優良的基礎。
營以上的幹部都是中共黨員，連排級幹部則有少數非黨員。嚴格來說，這些入黨的軍事
幹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紅軍幹部的升遷，概憑戰功和政治的堅定性，如一個排長要升任
連長的時候，團長須根據戰功，鑑定他的指揮能力，團政治委員則須鑑定其在政治上的堅定
與否，再由師部軍部核準任用。紅軍因經常作戰，幹部的流動性頗大，但這種鑑定大體上還
是適當的。
紅軍每個連都有中央的支部組織，黨員人數由幾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紅軍的政治工作，
以連為基本單位。連政治指導員指導黨支部的工作。平時要講授政治課，戰時要鼓勵士氣。
有時動員全連士兵，幫助駐地農民進行組織蘇維埃或分土地等工作。連政治指導員也有時召
開全連戰士大會，檢討作戰經驗，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在改善生活問題方麵，
戰士們發言有較大的自由。戰士們也可對連排長提出批評的意見，但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紅軍富有團結力，這就是最顯著的優良傳統。官兵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大體上確能
許繼盛也承認紅軍優缺點，譬如對婦女的態度就不對，甚至高級軍官，包括他自己在內，
也有一些羅曼史。但他覺得這些事都要在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獲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釋，指出不可將蘇區與紅軍，黨和紅軍分別開來看。不可有單純軍事發
展的觀念。紅軍無論到什麽地方都需要有後方的補給，否則便無由發展。因此，需要根據土
地革命的政策，鞏固作為紅軍後方的蘇區。事實上能否如是，故有待於力量的發揮，但我們
在原則上總應如是想法。紅軍如果失去統一的黨的領導，即使有一些很好的軍事指揮同誌，
也許仍會和國民黨軍隊一樣，在行動上溢出主義的規範。紅軍到遠處發展的觀念，很可能被
誤解為隻是找一個富庶區域去享受一番，或者專靠軍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過是流寇式的
行徑。
經過我這番解釋，許繼盛也自覺理屈，表示接納我的指示，也沒有再提不滿沈澤民的話
了。我更近而指出，一個中共軍人與土匪軍閥是不同的，並勸告他不可一味以為能行王道，
就比國民黨軍人高，他還要勉力做一個近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軍人。至於鄺繼勛同誌如果力不
勝任，自有正當的解決途徑，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應予以重視和充實，
不應根據現狀輕視它。我也說到我歡迎同誌們提供意見，但不願他們固執成見。許繼盛雖滿
口接納我的意見，但他後來並沒有依據我的承諾辦事。
第三天，我軍少數部隊配合地方武裝，由正麵向麻埠之敵佯攻，主力則暗中繞道移向獨
山。我方軍事行動大體布置得很妥當，但沿途的鄉村蘇維埃組織卻充分暴露出了弱點，對我
們的照料並不熱烈，有的甚至連負責人也躲避了。我發現這些蘇維埃組織，不過是空招牌，
那些負責人，有的畏懼敵軍，有的也許暗通敵軍。我們為了保密起見，就連我軍此行目的地
也不告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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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第四天拂曉，我們很順利的解決了獨山之敵的大部份，獲槍約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
獨山的敵軍，則因我軍過早暴露目標，折回據守麻埠區的高山陣地，憑險抵抗。在這些戰役
中，我也覺得鄺繼勛的指揮不夠精細。他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過早命令第十師出擊，等到麻埠
敵軍退回陣地堅守，又指令第十師攻堅，因而我不得不向鄺建議暫停進攻。這件事，當時在
場的高級軍官都認為我的處置適當，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
果然，麻埠敵軍因我軍占領了獨山，後路已斷，不兩天就繞道向蘇家埠撤退了。我們原
料到麻埠之敵，不幾天就要逃走，我們正好中途截擊，但我軍卻遲了一部，敵人已先期跑了。
這件事又與鄺繼勛的指導有關係，因為他估計麻埠之敵不會這樣快就逃走，所以沒有作必要
的準備。這使我覺得鄺委實不夠機警，而且還表現了固執的好勝心。我當時沒有表示任何批
評，但對紅四軍領導之改進，已認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軍集結在獨山一帶休息的時候，考察了各單位的內部狀況。我覺得這支軍隊確是
中共領導的農民隊伍，它有不少優良傳統，是從鬥爭經驗養成的，但也有一些缺點。這些缺
點是舊式軍隊的遺風，並雜有一些土匪傾向，但有些也是由於遊擊戰爭滋生出來的。
我軍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農民，其中最大多數是窮苦農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則是失業的或染有流氓習氣的農村遊民，其中有些是從國民黨軍中俘虜過來或譁變投來。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過好幾個連，士兵中帶有顯煮流氓色彩的，也不過各有二三人。
我很滿意這種情況，認為是有優良的基礎。
營以上的幹部都是中共黨員，連排級幹部則有少數非黨員。嚴格來說，這些入黨的軍事
幹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紅軍幹部的升遷，概憑戰功和政治的堅定性，如一個排長要升任
連長的時候，團長須根據戰功，鑑定他的指揮能力，團政治委員則須鑑定其在政治上的堅定
與否，再由師部軍部核準任用。紅軍因經常作戰，幹部的流動性頗大，但這種鑑定大體上還
是適當的。
紅軍每個連都有中央的支部組織，黨員人數由幾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紅軍的政治工作，
以連為基本單位。連政治指導員指導黨支部的工作。平時要講授政治課，戰時要鼓勵士氣。
有時動員全連士兵，幫助駐地農民進行組織蘇維埃或分土地等工作。連政治指導員也有時召
開全連戰士大會，檢討作戰經驗，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在改善生活問題方麵，
戰士們發言有較大的自由。戰士們也可對連排長提出批評的意見，但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紅軍富有團結力，這就是最顯著的優良傳統。官兵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大體上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