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優的生活。我曾譏笑她們為小姐脾氣,並多方說明看護工作的重要,希望她們繼續的艱苦
學習下去。我這篇談話,居然使她們安靜下來了。最後她們一致表示,撤回她們的請求,繼
續努力學習。這件事,曾使俄國人認為是奇蹟;隻有中共的領導者可以做到,他們是萬萬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團為留俄學生的事和米夫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關係。米夫從權力觀念
出發,絕不願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幹預學生的事;但問題弄到不能解決的時候,中共代表出來
說話,似對他有極大的幫助。可是他始終沒有調整這種關係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因接到學生們好些控訴,組織一個審查委
員會,審查中大的糾紛。在一間小會議室內,出席審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長的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作證的為米夫,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時到南俄休假去了)。審查委
員會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聲言這些都是學生們先後控告學校當局的資料,並表示開會的
目的,是要尋找出一個處理的方針。
柏耶金首先起而為學校當局辯護,發表一篇關於中大經歷的報告。他大致認為學生成份
複雜,中共又發生許多錯誤,乃為學校工作不易進行的主要原因。他說明學生和大多數知識
分子,其中不少曾參加國民黨,到國共分裂後才轉到中共來的。學生們受過托派、陳獨秀主
義、盲動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學校當局與上述種種非布爾什維克
思想作鬥爭是正確的。從前應當這樣做,以後還是應當這樣做。這是一種階級鬥爭,即無產
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鬥爭。既然是階級鬥爭,那就是殘酷的和長期的。也可以說明為甚麽中
大雖然調去了許多搗亂的學生,現在還有許多學生不滿學校領導的原因。因此,除繼續進行
階級鬥爭以外,實別無他法。米夫繼柏耶金之後作簡單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說法。
我隨即表示反對意見。我曾先批評所謂階級鬥爭的說法,認為如果將階級鬥爭廣泛的在
中大校內運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產國際的決議曾指明,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也具有急進的革命思想,應當予以爭取。難道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爭
取他們嗎?如果根本將他們看作異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學生不可,這豈不是教育的
失敗嗎?
我接著又說明事態的真象。我表示:學校內可能仍有少數異己分子,但最大多數都是不
滿學校當局的措施的。我舉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學校創設不久,設備不夠完善。學校圖
書很少,懂俄文的學生更少,翻譯人才又更少,受學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難滿足學
生的學習要求。第二、學校黨的組織由俄國同誌負書記的責任,語言不通,難於了解中國同
誌們的意見。支部局所信任的學生同誌,多半是能說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擁護共產國際和
俄共的政治路線的。但在一般學生們看來,就有不同的觀感,他們觀察同學主要是以在中國
境內的艱苦工作中曾否有過表現為標準。他們常常這樣說:某人隻會說幾句漂亮話,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國內卻從沒有過工作表現;某人在國內曾出生入死做過許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現在卻因稍有不滿學校的表示,被學校當局認為是反黨分子。第三、中國學生的一些不良習
慣,是與中國的落後現狀有關,如不愛清潔,不守公共秩序,不愛惜食物用品,愛鬧小脾氣,
和對工人職員的態度不好等等。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來糾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這些中國學生和學校的真實狀況,據此以實施領導和教育;卻籠統的偏重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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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因而與學生們不能互相諒解。
那幾位監察委員,對我這篇議論,曾喜形於色的表示讚許。他們根據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質詢,表示與我有同樣的看法。這使米夫與柏耶金麵紅耳赤,不快之極。這次會議,並沒
有作出結論,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舉行而散會了。
兩個星期以後,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集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米夫未到,卻由柏耶
金領著另一支部局委員秦邦憲來參加會議。會議開始後,即由秦邦憲起立用俄文發言。他的
那篇冗長的俄文演說,是預先準備好的,說得相當流利熟練。他反擊中共代表團對於中大事
務的幹預,特別指摘我個人。因為翻譯的蹩腳,我並不能知道他說話的全部內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裏痛罵我為機會主義者,並堅持中大內部是階級鬥爭之說。在他看來,我的
機會主義妨礙了中大應有的正當鬥爭的發展。他這篇講話,曾使一些監察委員為之搖頭。
學習下去。我這篇談話,居然使她們安靜下來了。最後她們一致表示,撤回她們的請求,繼
續努力學習。這件事,曾使俄國人認為是奇蹟;隻有中共的領導者可以做到,他們是萬萬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團為留俄學生的事和米夫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關係。米夫從權力觀念
出發,絕不願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幹預學生的事;但問題弄到不能解決的時候,中共代表出來
說話,似對他有極大的幫助。可是他始終沒有調整這種關係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因接到學生們好些控訴,組織一個審查委
員會,審查中大的糾紛。在一間小會議室內,出席審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長的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作證的為米夫,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時到南俄休假去了)。審查委
員會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聲言這些都是學生們先後控告學校當局的資料,並表示開會的
目的,是要尋找出一個處理的方針。
柏耶金首先起而為學校當局辯護,發表一篇關於中大經歷的報告。他大致認為學生成份
複雜,中共又發生許多錯誤,乃為學校工作不易進行的主要原因。他說明學生和大多數知識
分子,其中不少曾參加國民黨,到國共分裂後才轉到中共來的。學生們受過托派、陳獨秀主
義、盲動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學校當局與上述種種非布爾什維克
思想作鬥爭是正確的。從前應當這樣做,以後還是應當這樣做。這是一種階級鬥爭,即無產
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鬥爭。既然是階級鬥爭,那就是殘酷的和長期的。也可以說明為甚麽中
大雖然調去了許多搗亂的學生,現在還有許多學生不滿學校領導的原因。因此,除繼續進行
階級鬥爭以外,實別無他法。米夫繼柏耶金之後作簡單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說法。
我隨即表示反對意見。我曾先批評所謂階級鬥爭的說法,認為如果將階級鬥爭廣泛的在
中大校內運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產國際的決議曾指明,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也具有急進的革命思想,應當予以爭取。難道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爭
取他們嗎?如果根本將他們看作異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學生不可,這豈不是教育的
失敗嗎?
我接著又說明事態的真象。我表示:學校內可能仍有少數異己分子,但最大多數都是不
滿學校當局的措施的。我舉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學校創設不久,設備不夠完善。學校圖
書很少,懂俄文的學生更少,翻譯人才又更少,受學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難滿足學
生的學習要求。第二、學校黨的組織由俄國同誌負書記的責任,語言不通,難於了解中國同
誌們的意見。支部局所信任的學生同誌,多半是能說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擁護共產國際和
俄共的政治路線的。但在一般學生們看來,就有不同的觀感,他們觀察同學主要是以在中國
境內的艱苦工作中曾否有過表現為標準。他們常常這樣說:某人隻會說幾句漂亮話,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國內卻從沒有過工作表現;某人在國內曾出生入死做過許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現在卻因稍有不滿學校的表示,被學校當局認為是反黨分子。第三、中國學生的一些不良習
慣,是與中國的落後現狀有關,如不愛清潔,不守公共秩序,不愛惜食物用品,愛鬧小脾氣,
和對工人職員的態度不好等等。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來糾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這些中國學生和學校的真實狀況,據此以實施領導和教育;卻籠統的偏重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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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因而與學生們不能互相諒解。
那幾位監察委員,對我這篇議論,曾喜形於色的表示讚許。他們根據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質詢,表示與我有同樣的看法。這使米夫與柏耶金麵紅耳赤,不快之極。這次會議,並沒
有作出結論,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舉行而散會了。
兩個星期以後,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集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米夫未到,卻由柏耶
金領著另一支部局委員秦邦憲來參加會議。會議開始後,即由秦邦憲起立用俄文發言。他的
那篇冗長的俄文演說,是預先準備好的,說得相當流利熟練。他反擊中共代表團對於中大事
務的幹預,特別指摘我個人。因為翻譯的蹩腳,我並不能知道他說話的全部內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裏痛罵我為機會主義者,並堅持中大內部是階級鬥爭之說。在他看來,我的
機會主義妨礙了中大應有的正當鬥爭的發展。他這篇講話,曾使一些監察委員為之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