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記職務10。據任同誌告訴我，陳先生認為國共分裂已使國民革命完蛋；共產國際一直
不準中共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他個人合力交悴，隻得引咎辭職，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誌繼續奮鬥下去。我曾托任同誌轉告陳先生，在這危急關頭，他採取消極態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們覺得陳先生這種行動，無異是臨陣脫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們討論發表那個十一點聲明的時候，陳先生即提出了中共黨員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庭曾表示他個人非常贊成，但恐共產國際不會允許。瞿秋白根據鮑
的這種看法，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11。因此，陳先生的主張，雖能代
表我和多數中共同誌的想法，但仍不能貫徹。
中共自動退出國民黨，應采何種方針，從未詳加討論。陳先生所提退出國民黨的主張，
並非與托洛斯基一樣論調，要中共逕行組織蘇維埃；也不等於說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國民
革命。那個時候，也沒有改採黨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鑑於國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驟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動的地步，不致完全聽人宰割。
從陳先生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表示看來，在七月十三日前後，他的苦惱已達頂點12。他鑒
於國民黨那些所謂左傾的軍政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反起共來；工農群眾和同誌們大批的被殺
害了；中共內部意見的分歧，愈演愈烈；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以期集中
國民革命力量這一錯誤政策所釀成。現在中共在忍受許多屈辱以後，除了發表一個宣言泄泄
積憤以外，並無實際辦法來挽救被摧殘的厄運。這無疑的使他覺得中國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難於翻身了，他的前麵是一片漆黑。因而他個人隻有出之於讓賢的一途了。
當陳獨秀、瞿秋白、鮑羅庭等幾乎同時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覺得責無旁貸的
應該支撐這個危局。我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舉行政治局會議。我沉痛的宣
稱：在此生死關頭，讓那些不能支撐的人們去休息一下；我們應當繼續奮鬥；即使共產國際
沒有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或者不再理會我們，我們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獨立幹下去。我的
這些話激起了所有參加者的同感。我們立即決定：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武昌辦公，因為武昌
是左傾的第四軍的防地，辦理緊急疏散。當時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級組織加速轉入地下，
加緊黨員的撤離工作，將群集在武漢的同誌們分別派到各地去，掌握工農力量，準備對抗國
民黨的反動壓迫。
當時武漢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會議以後，蔣介石一麵經由馮玉祥向武漢施壓力，一
麵從南京調集部隊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決武漢的姿態。汪精衛麵對這種形勢，除了銳意分
101／185
----------------------- page 253-----------------------
《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以外，又為了維護自身在國民黨內的法統地位，乃高唱東征討蔣。因此，武漢的軍隊向長
江下遊移動，第四軍（包括葉挺部）任討蔣軍的江右軍，正向南昌集中。武漢各軍執行汪精
衛所標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寬嚴不一的。唐生智部屬多用殘酷手段反共，第三軍朱培德
實行“歡送共產黨員出境”，第二六兩軍表示不危害中共黨員的安全，至於第四軍則有保護中
共黨員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漢分共，使國共兩黨內部發生更顯著的分化。汪精衛企圖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調子來發揮分化中共的作用。國民黨左派多與汪精衛同調，他們利用平日與中共
黨員的友誼關係，極力勸誘中共黨員脫離中共，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左派中也有少數人
覺得拋棄總理遺教，實行分共，究竟是不利於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極失望，其中甚至有願意
以個人身份仍與中共繼續合作革命者。至於中共方麵，中央的領導既已動搖，於是有些竟員
就顯得惶惶無主，有消極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國民黨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經過鍛鍊的。多數黨員，尤其是黨中的骨幹分子，不會在壓力之下低頭。
他們鄙視汪精衛的行徑，斥之為出賣革命的偽君子。他們早己不滿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無能，他們是真誠的革命者，以能為國民革命賣過一番氣力而自傲，也為吃力不
討好而自傷。他們並沒有氣餒，不少的人還要求不計成敗，必須硬幹一番。我和周恩來等當
時之所以能夠在組織業已支離破碎之際，置安危成敗於度外，繼續奮鬥，維持中共中央的命
脈，也就是受著這種精神鼓勵所致。後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是淵源於這種硬幹的精神。
我們策劃如何繼續革命的方法。武漢的工人運動是被摧毀了，發動總同盟罷工已不可能，
不準中共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他個人合力交悴，隻得引咎辭職，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誌繼續奮鬥下去。我曾托任同誌轉告陳先生，在這危急關頭，他採取消極態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們覺得陳先生這種行動，無異是臨陣脫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們討論發表那個十一點聲明的時候，陳先生即提出了中共黨員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庭曾表示他個人非常贊成，但恐共產國際不會允許。瞿秋白根據鮑
的這種看法，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11。因此，陳先生的主張，雖能代
表我和多數中共同誌的想法，但仍不能貫徹。
中共自動退出國民黨，應采何種方針，從未詳加討論。陳先生所提退出國民黨的主張，
並非與托洛斯基一樣論調，要中共逕行組織蘇維埃；也不等於說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國民
革命。那個時候，也沒有改採黨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鑑於國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驟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動的地步，不致完全聽人宰割。
從陳先生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表示看來，在七月十三日前後，他的苦惱已達頂點12。他鑒
於國民黨那些所謂左傾的軍政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反起共來；工農群眾和同誌們大批的被殺
害了；中共內部意見的分歧，愈演愈烈；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以期集中
國民革命力量這一錯誤政策所釀成。現在中共在忍受許多屈辱以後，除了發表一個宣言泄泄
積憤以外，並無實際辦法來挽救被摧殘的厄運。這無疑的使他覺得中國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難於翻身了，他的前麵是一片漆黑。因而他個人隻有出之於讓賢的一途了。
當陳獨秀、瞿秋白、鮑羅庭等幾乎同時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覺得責無旁貸的
應該支撐這個危局。我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舉行政治局會議。我沉痛的宣
稱：在此生死關頭，讓那些不能支撐的人們去休息一下；我們應當繼續奮鬥；即使共產國際
沒有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或者不再理會我們，我們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獨立幹下去。我的
這些話激起了所有參加者的同感。我們立即決定：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武昌辦公，因為武昌
是左傾的第四軍的防地，辦理緊急疏散。當時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級組織加速轉入地下，
加緊黨員的撤離工作，將群集在武漢的同誌們分別派到各地去，掌握工農力量，準備對抗國
民黨的反動壓迫。
當時武漢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會議以後，蔣介石一麵經由馮玉祥向武漢施壓力，一
麵從南京調集部隊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決武漢的姿態。汪精衛麵對這種形勢，除了銳意分
101／185
----------------------- page 253-----------------------
《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以外，又為了維護自身在國民黨內的法統地位，乃高唱東征討蔣。因此，武漢的軍隊向長
江下遊移動，第四軍（包括葉挺部）任討蔣軍的江右軍，正向南昌集中。武漢各軍執行汪精
衛所標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寬嚴不一的。唐生智部屬多用殘酷手段反共，第三軍朱培德
實行“歡送共產黨員出境”，第二六兩軍表示不危害中共黨員的安全，至於第四軍則有保護中
共黨員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漢分共，使國共兩黨內部發生更顯著的分化。汪精衛企圖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調子來發揮分化中共的作用。國民黨左派多與汪精衛同調，他們利用平日與中共
黨員的友誼關係，極力勸誘中共黨員脫離中共，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左派中也有少數人
覺得拋棄總理遺教，實行分共，究竟是不利於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極失望，其中甚至有願意
以個人身份仍與中共繼續合作革命者。至於中共方麵，中央的領導既已動搖，於是有些竟員
就顯得惶惶無主，有消極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國民黨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經過鍛鍊的。多數黨員，尤其是黨中的骨幹分子，不會在壓力之下低頭。
他們鄙視汪精衛的行徑，斥之為出賣革命的偽君子。他們早己不滿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無能，他們是真誠的革命者，以能為國民革命賣過一番氣力而自傲，也為吃力不
討好而自傷。他們並沒有氣餒，不少的人還要求不計成敗，必須硬幹一番。我和周恩來等當
時之所以能夠在組織業已支離破碎之際，置安危成敗於度外，繼續奮鬥，維持中共中央的命
脈，也就是受著這種精神鼓勵所致。後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是淵源於這種硬幹的精神。
我們策劃如何繼續革命的方法。武漢的工人運動是被摧毀了，發動總同盟罷工已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