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於武漢左派者，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都成為笑料；它的代表魯易
更幼稚得可憐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難於措詞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產國際作何決定，
又不好貿然對外作何主張，顯然處於動輒得咎的窘境。當時瞿秋白以健康為理由，也表示要
到廬山去休養。陳獨秀先生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露出了消極的意向。其他
委員也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之感。
至此，國共的分裂似乎隻是時間問題了。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等人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傾向
於分共，魯易的怪行又供給了分共一個很好的藉口。那時汪精衛雖尚未喊出分共的口號，但
文章的路數已是顯明了；事實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著真憑實據，振振有詞；他似乎不是蔣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應聲蟲，而是為了挽救國民黨而奮鬥。
馮玉祥表明他聯蔣反共的態度，使武漢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漢的要人們步
蔣介石的後塵，實行分共。汪所標榜的和平分共和蔣的清共，在作法上與解釋上雖有不同，
但其為反共則一。國共關係的破裂，在國民黨看來，是對中共篡竊國民黨的一種製裁；在中
共看來，是國民黨人違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國民革命的行為。無論雙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聲了。
國共關係的全麵破裂，緊隨著軍事形勢的演變而發生。這個時候，南京武漢和由陝西出
動的馮玉祥軍三方麵對奉聯合作戰，節節勝利。五月十六日，張發奎部鐵軍首先在河南上蔡
擊潰奉軍的左翼，奉軍向黃河以北敗退。五月二十七日，馮玉祥部占領洛陽。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領鄭州，張發奎部占領開封。六月二日，蔣介石部占領徐州。
在對奉作戰中，武漢的軍隊唐生智張發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張發奎的第四軍，衝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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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以極大的犧牲，開創出對奉戰爭勝利的形勢。張部中共黨員較多，在這次戰役中犧牲甚大。
受張發奎指揮的賀龍部因有中共黨員周逸群等從事政治工作的協助，也在這次戰役中賣了相
當的氣力。可是，戰爭果實的收穫者，竟出乎鮑羅庭和加侖的預料，不是武漢，而是反武漢
的蔣介石。
河南戰役的作用主要是將馮玉祥軍從潼關接應出來，而馮玉祥這注琺碼此後竟然加在蔣
介石那方麵，使寧漢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時的馮玉祥，原視奉張為寇讎；
主張革命內部合作，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等到他已出潼關，握有河南等省地盤；他就覺
得赤化之嫌，會不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軍事實力，才是可靠的憑藉。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選
擇乃偏向於蔣介石，這是意料中事。
在馮玉祥看來武漢已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六月一日，四川軍閥中實力最雄厚的劉
湘，宣布就任蔣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以楊森為前敵總指揮，聲言出師討伐武漢；
並獲得貴州軍閥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漢方麵自夏鬥寅叛變後，長江上遊的防務已是非常空
虛，現在又受著劉湘的軍事威脅。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蔣介石的壓力和汪精衛態度轉
向的影響，實行遣送中共黨員出境。在中共影響下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
學生會等團體均遭軍隊檢查；中共黨員主辦的南昌《民國日報》亦被封閉。武漢政府和中共
遭受這些紛至遝來的打擊，更使善觀風向的馮玉祥覺得，沒有為人分擔痛苦的必要。
反之，蔣介石的勢力卻如日方中。譬如盤據山西多年的閻錫山一向在北方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北伐軍光復武漢以後，他的代表即奔走於寧漢一帶，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通電服從三民主義，這自然
大大增加了蔣的聲勢。而且閻錫山在馮玉祥看來，是一個最具實力的鄰舍，如果他與他的鄰
舍唱起反調，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馮玉祥在未出潼關以前，並未表明他的態度，他在武漢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視同仁的
進行聯繫。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鍾。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我們同南京要甚麽有甚麽，可是向武漢要甚麽就沒有甚麽。”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裏喊的間或仍有“共產國際萬歲！”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
更幼稚得可憐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難於措詞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產國際作何決定，
又不好貿然對外作何主張，顯然處於動輒得咎的窘境。當時瞿秋白以健康為理由，也表示要
到廬山去休養。陳獨秀先生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露出了消極的意向。其他
委員也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之感。
至此，國共的分裂似乎隻是時間問題了。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等人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傾向
於分共，魯易的怪行又供給了分共一個很好的藉口。那時汪精衛雖尚未喊出分共的口號，但
文章的路數已是顯明了；事實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著真憑實據，振振有詞；他似乎不是蔣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應聲蟲，而是為了挽救國民黨而奮鬥。
馮玉祥表明他聯蔣反共的態度，使武漢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漢的要人們步
蔣介石的後塵，實行分共。汪所標榜的和平分共和蔣的清共，在作法上與解釋上雖有不同，
但其為反共則一。國共關係的破裂，在國民黨看來，是對中共篡竊國民黨的一種製裁；在中
共看來，是國民黨人違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國民革命的行為。無論雙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聲了。
國共關係的全麵破裂，緊隨著軍事形勢的演變而發生。這個時候，南京武漢和由陝西出
動的馮玉祥軍三方麵對奉聯合作戰，節節勝利。五月十六日，張發奎部鐵軍首先在河南上蔡
擊潰奉軍的左翼，奉軍向黃河以北敗退。五月二十七日，馮玉祥部占領洛陽。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領鄭州，張發奎部占領開封。六月二日，蔣介石部占領徐州。
在對奉作戰中，武漢的軍隊唐生智張發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張發奎的第四軍，衝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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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極大的犧牲，開創出對奉戰爭勝利的形勢。張部中共黨員較多，在這次戰役中犧牲甚大。
受張發奎指揮的賀龍部因有中共黨員周逸群等從事政治工作的協助，也在這次戰役中賣了相
當的氣力。可是，戰爭果實的收穫者，竟出乎鮑羅庭和加侖的預料，不是武漢，而是反武漢
的蔣介石。
河南戰役的作用主要是將馮玉祥軍從潼關接應出來，而馮玉祥這注琺碼此後竟然加在蔣
介石那方麵，使寧漢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時的馮玉祥，原視奉張為寇讎；
主張革命內部合作，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等到他已出潼關，握有河南等省地盤；他就覺
得赤化之嫌，會不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軍事實力，才是可靠的憑藉。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選
擇乃偏向於蔣介石，這是意料中事。
在馮玉祥看來武漢已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六月一日，四川軍閥中實力最雄厚的劉
湘，宣布就任蔣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以楊森為前敵總指揮，聲言出師討伐武漢；
並獲得貴州軍閥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漢方麵自夏鬥寅叛變後，長江上遊的防務已是非常空
虛，現在又受著劉湘的軍事威脅。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蔣介石的壓力和汪精衛態度轉
向的影響，實行遣送中共黨員出境。在中共影響下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
學生會等團體均遭軍隊檢查；中共黨員主辦的南昌《民國日報》亦被封閉。武漢政府和中共
遭受這些紛至遝來的打擊，更使善觀風向的馮玉祥覺得，沒有為人分擔痛苦的必要。
反之，蔣介石的勢力卻如日方中。譬如盤據山西多年的閻錫山一向在北方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北伐軍光復武漢以後，他的代表即奔走於寧漢一帶，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通電服從三民主義，這自然
大大增加了蔣的聲勢。而且閻錫山在馮玉祥看來，是一個最具實力的鄰舍，如果他與他的鄰
舍唱起反調，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馮玉祥在未出潼關以前，並未表明他的態度，他在武漢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視同仁的
進行聯繫。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鍾。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我們同南京要甚麽有甚麽，可是向武漢要甚麽就沒有甚麽。”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裏喊的間或仍有“共產國際萬歲！”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